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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5年9月9日，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舉辦首期“青年學術沙龍”。此次活動，青年學者們圍繞“書院的歷史功能與活化利用”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深度且極具啟發性的學術探討，從多元維度、多個層面，對書院的歷史功能展開細致剖析，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蘊含的文化精髓與精神價值。現將在此次沙龍中涌現的精彩觀點整理摘編，以饗廣大讀者。

書院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高等教育機構，既有別于正統的官學，又不同于傳統的私學，在教學層次上高于蒙學階段。書院最早誕生于唐玄宗時期，本是中央官府設立的用于收藏和校勘圖書的機構；宋代初年，開始成為私人設立的讀書和講學機構，大為興盛，一直持續到元末；明代書院走向衰落，特別是因為東林書院事件，遭到中央官府毀禁；清初以官學化的形式復興，清末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各級書院遵奉學制改革詔書，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

中國古代書院具有一千多年的悠久歷史，為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和學術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古代書院在發展過程中兼具教化人才、傳承學術、孕育文化、移風易俗和士人議政等諸多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書院文化”，其蘊含的修身立德、經世致用和學問思辯等思想在今天依然不過時，值得我們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下面簡要談談書院在歷史上發揮的教育、學術研究、結社和議政等四種重要的功能。

第一，授人以漁和塑造人格的教育功能。書院作為教育機構，承擔的主要功能還是教書育人，包括道德教育、學習目標教育和學習方法教育等內容。在道德教育上，書院十分注重對學生人格的塑造，首先強調修身立己，要求學生通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過程，塑造完善的人格。朱熹說：“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名師們以自己淵博的學識教育學生，也以自身高尚的品德氣節感染學生，將教學與道德完善、品性修養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學習方法的一大特點是“授人以漁”，十分重視對學生“舉一反三”的啟發。書院強調學習方法的傳授，教師只擇其一二進行精講，主要由學生自修思考。學生通過學、問、思、辯，依靠自身的觀察和思考來增進學識。例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時，便提出了“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被稱之為“朱子讀書法”，成為后世書院所普遍遵守的法則。

第二，教學相長和百家爭鳴的學術研究功能。書院既是教育和教學組織，又是學術研究機構，其發揮的學術研究功能也是不可忽視的。書院聘請的主持者（洞主或山長等）通常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飽學鴻儒或文壇盟主，講授的內容多為治學成果，傳道授業，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另一方面，書院作為群英薈萃之地，舉辦各種“講會”“論辯”活動，允許不同學派開展爭辯，交流學術觀點，達到百家爭鳴、兼收并蓄、取長補短、各有所得的目的。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與書院有著深厚的淵源——南宋淳熙二年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會講鵝湖寺，各持己見，“相與講其所聞之學”，后來因這一段佳話，在鵝湖山峰頂興建了鵝湖書院。

第三，生成學緣、整合組織的結社功能。明儒何心隱曾說：“不分遠近長幼，必欲總宿祠者，所以防游蕩，以專師長之教心也。不分遠近貧富，必欲總送饌者，所以省驅馳，以安父兄之心也。”可見書院在發展中形成了一套以“總送饌”“總宿祠”為核心的管理制度——學生無論年齡大小和家址遠近，均在書院統一食宿，過一種集體生活，類似今天的全寄宿學校。書院因而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師生朝夕相處，頻繁溝通，生成了緊密的學緣關系。由于學緣的存在，師生傳承源流歷歷可見，書院不僅為儒學的發展注入新鮮血液，也隨著這些師生的陸續從政而深刻地卷入了政治風波。

第四，抨擊政敵和輿論監督的政治功能。中國士大夫自古喜好以文會友，諷議朝政，品策人物，激濁揚清。書院的出現，使士大夫議政擁有了相對穩定的活動場所與物質保障，諸多仕途失意的士大夫避身書院，呼朋引伴，出于公義和私欲的雙重動機，抨擊政敵，針砭時弊，監督輿論，力圖重新“得君行道”。程顥被貶后，在洛陽開設伊川書院，針對王安石新法中的不足展開辯駁；朱熹開罪于韓侂胄而罷官后，四方游履，亦借書院講學而對朝綱廢弛大加批判。明代幾次大規模的毀禁書院事件都與政治斗爭有關，以著名的東林黨爭為例。《明史·顧憲成傳》載：“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聲大著，而忌者亦多。”天啟初年，魏忠賢把持朝柄，弄權亂政，將與東林書院講學者有關聯的官員統稱為“東林黨”人，向全國頒示《東林黨人榜》，公開通緝，大興冤獄，加以迫害。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下令拆毀全國的書院，東林書院為重大拆除對象。五月上旬，東林書院被無錫知縣全部拆毀，所占院田也被現場變賣。魏忠賢打擊東林書院并波及全國的浩劫，可以視為專制勢力壓制書院政治功能的一個縮影，可見書院能發揮的政治監督作用極為有限。清代書院雖大量興復，但多由當地官府主持，已經與官學相差無二。

綜上所述，書院對中國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也因為處在專制思想的政治氛圍下，可以沖擊帝制而不可能超越帝制，無法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最終淪為了官學的附庸，在清末新政中退出了歷史舞臺。與之相比，同時期西歐的中世紀大學，伴隨著城市經濟與新興工商產業的壯大而發展，大力倡導科學實業和人文精神，培養出了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大力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成了現代大學制度的先導。不過，現代大學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依然面臨著諸多頑疾和困境，在高等教育改革持續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發掘古代書院的價值，取其精華，建設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書院。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交流合作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