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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2025禮法與秩序——荀子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東蘭陵舉辦。本次研討會匯聚了來自海內外多家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知名學者，圍繞荀子思想的當代價值進行了多維度、深層次的學術交流。

主旨演講環節由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荀子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林宏星主持。與會學者從哲學闡釋、文本解讀、當代轉化等角度出發，對荀子思想的內涵與價值展開了深入探討，呈現出荀子研究在新時代的多元面向與創新活力。

荀子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其中關于禮法、秩序、人性等問題的思考，對當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本次研討不僅推進了荀子思想的學術研究，也為傳統智慧的現代轉化提供了有益參考。

蔡先金

山東省政府參事

山東省委外辦原主任

蔡先金以《荀子的歷史地位再估》為題作主旨演講。他認為，荀子作為先秦時期耀眼的學術明星，雖因主張人性惡及法治而一度被忽視，但其歷史地位無可置疑，是儒學史上承前啟后的樞紐式“后圣”。

在中西古典學比較語境下，荀子可喻為“東方的亞里士多德”，他批判吸收諸子百家學說，是東方“百科全書式”哲學家，構建了東方哲學首個廣泛系統。

在信仰層面，荀子發動“荀子式革命”，顛覆傳統天命觀，提出“天行有常”“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彰顯人的尊貴與主觀能動性，被視為東方上古信仰界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人性論上，荀子首倡“性惡論”，早于西方宗教原罪說，主張通過教育禮法改造人性向善，其“化性起偽”理念具有深遠影響。

作為邏輯學大師，荀子以“正名”為核心構建邏輯體系，提出名、辭、辯說三位一體的邏輯范式，對后世邏輯發展影響深遠。

在教育領域，荀子擔任稷下學宮“祭酒”，強調教育重要性，提出諸多教學原則與方法，至今仍具啟發意義。

荀子培養了韓非、李斯等法家代表，通過“禮法并施”為法家提供理論基礎，形成儒法思想關鍵紐帶，其思想為漢代“外儒內法”統治模式奠定基礎，并統治了此后兩千年的封建社會。

荀子代表先秦思想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向，是儒學歷史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其思想應載入世界思想史冊，永遠值得后人敬仰與研究。

王中江

中華孔子學會會長

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王中江的主旨演講圍繞《從荀子的“心術觀”到實踐智慧》進行闡述。他表示，荀子哲學思想深邃，其“心術觀”與實踐智慧對后世影響深遠。荀子認為，“心”乃人身之主宰，具有支配與規范身體的機能，他將其類比為“天君”與“天官”的關系，強調心對身的支配性，即“身心主從論”。在此模式下，心靈為身體立法，發出指令，身體則遵從心靈指揮，行動履行，如《心是謂中》與《五行》所述，心欲視則目視，心欲聞則耳聽，心為身之主導。

在實踐智慧方面，荀子主張“止于行”，認為學問至行之而止，強調知與行的結合。他提出，“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將行視為正利而為的事與正義而為的行為。荀子還重視言語行為，認為口能言、身能行者為“國寶”，口不能言、身能行者為“國器”，反之則為“國妖”。

此外，荀子認為道德與美德非天生，而是后天學習、訓練與實踐的結果。他強調，君子之學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而小人之學僅止于口耳之間。荀子認為，日復一日的行為決定了人的本質，卓越非指單一行為，而是習慣使然，這與亞里士多德“優秀是一種習慣”的觀點不謀而合。荀子哲學思想深刻，對后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鄧小虎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鄧小虎主旨演講的題目為《荀子的倫理和政治秩序：一種元倫理學建構主義的理解》。他認為，荀子的倫理與政治秩序觀，獨樹一幟地采用了元倫理學建構主義的理解框架。荀子突破了傳統儒家以道德真實為前提的論證方式，轉而從人的現實需要和自然情欲出發，建構起儒家道德價值的合理性。荀子認為，人道并非天道，仁義禮樂并非自然天的屬性，而是人類社會為了自我轉化和群體和諧所必需的道德規范。

荀子認為自然人僅追求生命的順遂與利害禍福的避免，但真正的價值規范應是對個體一生的整體安放，使人能夠“重己役物”。同時，荀子強調人是群體的生物，道德規范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群體的和諧與美好生活。美好的道德規范應滿足人的需要，賦予生命意義，公平且透明地適用于所有人。

荀子以建構主義的方式論證，儒家的仁義禮樂——仁（愛人）、義（合宜/正義）、禮（相敬）、樂（相和）——正是人道的真確內容。這些道德價值不僅是形式要求，更是具體內容的體現。它們指導人們如何在群體中生活，接受并遵循群體道德規范，從而實現自我與群體的雙重和諧。

荀子的這一觀點，不僅回應了當時百家爭鳴中儒學面臨的挑戰，更為后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倫理與政治秩序思考方式。荀子堅信世間的美好建基于道德的勸諫和心悅誠服，而非武力征服，展現了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與獨特魅力。

佐藤將之（日本籍）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佐藤將之的主旨演講提出了《為了實現二十一世紀“荀學復興”的幾個可能方案》。他表示，荀子思想以其一貫性和圓熟性著稱，將儒學中原本分散的思想因素整合為和諧的哲學體系。荀子不僅深刻把握事物核心與人性本質，更將“禮”作為國家論、資源分配論、欲望論等核心價值，提出了十一種豐富的禮之意涵，涵蓋道德實踐、美感方法、治氣養心、資源分配等多個層面，構建了多層次的禮治思想體系。

歷史上，荀子的禮治思想在漢初得到了實踐驗證，如叔孫通制定朝儀，展現了禮治在維護社會秩序中的關鍵作用，其修身論更是為各階層提供了日常生活實踐的指南。

然而，荀子禮治論的貢獻在后世逐漸被遺忘，原因在于漢禮制建立后沿襲成風，荀子角色淡化，且魏晉以后知識分子談及“禮”時多引用“三禮”，《荀子》的重要性被相對忽視，加之后世對《荀子》的“性惡論”形象定型，忽略其禮學貢獻。盡管如此，荀學復興在二十一世紀仍具有迫切需求與重要意義，其禮治思想強調通過日常實踐“禮”的工夫提升個人與社會，與當代公共哲學中的社會正義理念相契合，為當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指導。

因此，深入挖掘荀子思想的綜合特色與禮治論的獨特性，推動荀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復興，不僅有助于豐富學術研究，更能為當代社會治理與倫理建設提供重要啟示。

展望未來，荀學研究應注重跨學科融合與國際交流，讓荀子思想在全球范圍內發揮更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