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辨：人文經濟學視野下的儒商精神
2025-10-28 09:18:34 來源：大眾日報 作者：韓濤
以資本增殖和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經濟模式，日益顯露出其內在的局限性。生態危機、社會撕裂、信任缺失等問題，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與商業活動的倫理邊界，思考一種更加和諧均衡的人文經濟學。在此背景下，發軔于中華文明沃土的“儒商精神”，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蘊與倫理關懷，為我們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東方智慧。
從人文經濟學的視野來看，經濟學不應僅僅是關于“物”的科學，更應是關乎“人”的學問，旨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和諧。儒商精神正是將儒家的價值理性注入商業的工具理性之中，其核心要義集中體現在“義”與“利”的辯證關系上，具體展開為“義利相生”“義以生利”“先義后利”與“以義制利”四個層層遞進的維度。
義利相生 超越對立的商業哲學基石
?西方古典經濟學基于“經濟人”的理論假設，將“利己”作為不言自明的前提，把人視為孤立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原子化個體，無形中預設了“義”與“利”的內在緊張關系，剝離了人的社會性、道德性和文化屬性，在實踐中容易引發道德失范、信任危機和唯GDP論。然而，中國先秦儒家將倫理價值嵌入經濟活動的核心，突出經濟本身的人文色彩，并非簡單地“重義輕利”，而是深刻認識到“義”與“利”的共生性，此即“義利相生”的哲學基礎。
儒家并不絕對地排斥“利”。孔子曾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這里孔子首先劃定了求利的倫理邊界，肯定了求取財富的正當性，只要正當，即使做下等差役也愿意。這是儒商精神的第一層含義：承認“利”的客觀存在與合理性，并將其納入“義”的框架內進行疏導。在商業實踐中，這意味著企業必須滿足股東、員工、消費者等各方的基本利益訴求（利），但這個過程必須建立在公平、誠信、不損害他人與社會的前提之下（義）。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本身就是“義”與“利”相互促進的生態系統。誠信的交易降低溝通與監督成本，公平的競爭激發創新活力，這些都為可持續的“利”創造了條件。因此，“義利相生”是儒商精神的邏輯起點，它破除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為商業活動奠定了兼顧倫理與效益的哲學基石。
義以生利 人文驅動的長期主義
如果說“義利相生”是原理，那么“義以生利”便是這一原理在商業戰略層面的直接體現。它揭示了“義”并非“利”的代價或成本，而恰恰是“利”尤其是長久穩固之“利”的根本源泉。
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思想，已蘊含了對持久價值的追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在商業上，這種追求轉化為通過建立崇高的商業道德（立德）來成就穩固的商業功業（立功）。
此之“義”，在微觀層面，體現為對產品質量的精益求精、對顧客真誠服務的極致追求。正如《論語》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對企業而言，“善其事”是提供卓越的用戶體驗，“利其器”則不僅是技術硬件，更是秉持道義的經營理念這一“軟器”。一個堅守質量、童叟無欺的企業，自然能贏得消費者的信賴與口碑。
在中觀層面，“義”體現為對員工、合作伙伴的仁愛與誠信。孔子強調“君子信而后勞其民”（《論語·子張》），管理者只有建立信譽，才能有效地驅動團隊。這種由“義”內化而成的組織資本與人力資本，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組成部分。
在宏觀層面，“義以生利”是一種典型的長期主義戰略。財富（利）是道德（義）的必然結果，是價值鏈的末端，而非開端。這就要求企業家超越短期的利潤指標，致力于構建以信任、聲譽和責任感為核心的德性價值和人文資本。這種資本雖無形，卻能為企業帶來源源不斷的、競爭者難以復制的“利”。
先義后利 商業決策的價值排序
在現實的商業決策過程里，“義”“利”之間的緊張不可避免，當“義”與“利”發生短期或表面的沖突時，儒商精神的價值排序是清晰而堅定的，即“先義后利”。這不僅是道德律令，更是一種深謀遠慮的商業智慧。
“義”“利”是人類兩種不同的價值追求，孔子認為，只有“合義”地得到財富才是儒商精神所認可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儒商首先是一個“道德人”和“社會人”，其次才是“經濟人”。《論語》的警示，正是對脫離倫理約束的逐利行為的批判，在這方面，人文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說法具有反思與警醒意義。
荀子這樣表達“義”“利”的先后順序：“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將“義”置于“利”之前，能獲得榮耀與長遠發展。這背后的邏輯是，任何背離道義而攫取的利益都如同沙上之塔，潛藏著巨大的風險。通過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或許能得一時之暴利，一旦東窗事發，企業面臨的將是法律的嚴懲、市場的拋棄和聲譽的破產，最終“利”盡“辱”來。
因此，“先義后利”是儒商在復雜商業環境中保持定力、規避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大道和準則。
以義制利 儒商的內在修為與商業智慧
“以義制利”是儒商精神的最高境界，它既是企業家內在的修身功夫，也是商業力量在社會層面的自我約束與升華機制。
追求財富是經商的題中應有之義，盈利是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但利潤不是唯一目標，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物質利益的獲取，還應彰顯人文價值和社會責任。中華儒商精神體現出了這種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矯正極端功利主義帶來的弊端。孔子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這里的“道”，便是“義”。孔子考慮到了“欲富惡貧”的人性前提，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同時突出“義”，當對財富和地位的欲望涌動時，需要用“義”來進行審視、規范和節制。從人文經濟學視角看，經濟發展必須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整體福祉，它追求的“利”是廣泛的、長期的、共享的福祉，而不是短期的、個體的貨幣收益。因此需要用“公平”“正義”“包容”“可持續”等價值觀念（統稱為“義”）來引導和規范經濟進程，確保增長的質量和方向。
對于企業家個人而言，“以義制利”是一種克己的功夫。儒商的價值不僅在于財富的積累，更在于通過“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促成企業內外的和諧，最終對社會的整體和諧有所貢獻。成功的儒商在“達”之后，其財富觀會自然升華，從追求財富積累轉向兼濟社會，實現從“商人”到“企業家”再到“社會企業家”的蛻變。
對于企業組織而言，“以義制利”意味著建立強大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體系，企業本身的發展壯大受益于社會各界的滋養和支持，企業不應滿足于不做不義之事，更應主動踐行善，利用其經濟力量解決社會問題。通過支持教育、扶貧、環保等公益事業，企業將商業成功回饋社會，從而實現“利”在“義”的引導下的價值飛躍。
最終，“以義制利”的目標是達到《周易·乾卦·文言傳》中所描繪的理想境界：“‘利’者，義之和也。”真正的最根本的利益是天下萬物在“義”的規則下達成和諧狀態的自然結果。經濟效率（利）必須在社會公平、人格尊嚴和生態和諧（義）的框架內實現，當所有商業主體都能以義制利，整個經濟體系便能從零和博弈的“叢林世界”走向共生共贏的“和諧經濟”，形成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整體福祉的、充滿人文關懷的和諧經濟共同體，這正是人文經濟學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綜上，人文經濟學是有溫度、有道德的經濟學理論，而儒商精神是從實踐和行為主體層面鑄就的一種商業文明范式。二者共同塑造了“以人為本”的經濟哲學，并培育自覺踐行這一哲學的商業主體，通過“義利相生”的哲學認知，打破義利對立的迷思；通過“義以生利”的財富智慧，將人文資本（如信任、聲譽、合作）作為可持續盈利的源泉；通過“先義后利”的決策次序，確保商業航船的行穩致遠；最終通過“以義制利”的修為與擔當，對市場進行倫理調節和社會規范。當前全球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變革，大力提倡儒商精神，不僅是為中國企業提供發展智慧，更是為構建和諧包容、以人為本的全球經濟文明貢獻寶貴的中國方案。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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