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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的價值理念與思想方法是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的前沿議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戰略引領和價值支撐作用，突出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基礎性地位。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要深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并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就需要有效切入中華文明有機體的內在機理，揭示其中蘊含的“底層邏輯”，特別是其中的傳統文化根基。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基于國情”就包含著觀照傳統深入到社會文化的內在結構，并從根本上與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相聯系。它意味著，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和把握，不能僅限于外部式的觀察或機制性的把握，而是要進入到社會生活中人們真實的生存結構，展現其思想文化、情感、價值、心理等內在的社會心理維度，以呈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之處，揭示現代化的中西之別。特別是在“兩個結合”的視域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更是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的價值根基，而社會文化心理作為文化的“內核”，反映了人們的心性結構和精神世界，可以作為內生型的思想文化資源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歷史進程，既為有效克服現代化常見問題提供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又有助于從學理層面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

一、社會文化心理及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不僅要把握不同現代化模式的差別，還要揭示中國式現代化背后的思想文化基礎，深入到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文化心理。在“兩個結合”的背景之下，尤其是基于人的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根本性地位，社會文化心理需獲得應有的重視。這一方面源于社會文化心理從社會成員的情感、心理、價值或人格特質等角度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內在性的視角，它不僅指向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根本的人之現代化的向度，而且深入探尋蘊含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文化力量。另一方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屬性或特征作出根本性闡釋，也必須進入社會歷史進程的“文化肌體”之中，透過特定生存結構下人們的生活樣式與心靈圖式才能予以準確把握。在此意義上，理論的透徹性無疑需要借助文化的深刻性。若要追問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價值或心理基礎是什么？答案必然在于，植根其中的社會文化心理作為內生型的思想文化資源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在這里，“社會文化心理”體現為認知、情感和價值等精神性資源，不宜單純從心理學學科意義上對它加以界定，而應更多體現為中國本土意蘊的心理資源。若從本土化與宏觀的視域看，心理并不是價值無涉的生理性情緒、感受。從廣義上來說，它與人們的心靈、精神相通。“心”大抵指向人的“心靈”，與人們的觀念、思想、意識、情感、精神狀態等密切相關。它既關乎人們主觀的精神性維度，又突出體現了人們的社會意識或倫理道德觀念。相應地，“社會文化心理”就不完全能夠被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心理學所囊括，它更多包含社會思想觀念或倫理觀念意味。這樣，“社會文化心理”可以視為人們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文化心態或精神品格，是集體性的社會心態、認知結構、價值圖式、情感需求或行動傾向性，滲透在文學、藝術、教育、科學、宗教、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體現于一個群體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生活實踐等各種形式當中。特定社會中的社會文化心理，滲入特定族群的思維模式、價值圖示和行動邏輯，既有普遍性的維度，同時又落實于具體的社會成員，塑造他們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模式。

我們在資源的意義上使用“社會文化心理”，以表達中國人獨特的心性結構，體現中國人獨特的認知取向、價值圖式、情感傾向或行動邏輯。如中國人把世界看作是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體，“中國哲學的宇宙觀是強調‘生生’的宇宙觀，以《易經》為代表的宇宙觀始終把宇宙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才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意識”。儒家強調人際交往中的“關系”不是泛指任何事物之間的無差異性聯系，而是有限定性的，它的整個思考都是在一種可謂“對偶間的差異性”理論框架中展開的對此關系構成的論證及實踐。“對偶間的差異性是中國人認識整個世界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其推廣和解釋社會的起點。”這些認知、情感和價值等層面的精神元素，構成了社會得以確立與延續的根本，并以器物、制度、禮儀規范、倫理觀念等形式表現出來，具有資源性的意義。對這些資源的有效利用轉化始終是社會發展與文明賡續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人的情感、心理和價值居于關鍵性地位。現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現代化，而能夠表征人的現代化是深層次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文化心理。我們之所以是中國人就在于我們有獨屬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獨屬于中國人共同的心靈底色，即社會文化心理。社會文化心理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內生型資源。所謂內生型資源是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形成的資源類型，它常常以思想、制度、觀念等文化形式標識特定的文明類型，表達特定文化共同體下人們獨特的生存樣式或生活形態。內生型資源的根本意義在于促進社會的內源式發展，即“每個社會應該根據本身的文化特性，根據本身的思想和行動結構，找到自己的發展類型和方式”，“為了確保真正的發展，就必須恢復每個民族的文化特性，恢復這種特性最具有代表性、最深刻、最真實的所有組成部分，借以作為價值上‘求本溯源’的手段，作為發揮創造力和活力的催化劑，實現內源的和真正人類的發展”。在此，內生型資源某種意義上發揮動力性的作用，對人類生存過程中形成的各種情感、心理、價值等具有原發性的意義，進而成為推動文明進程的內在依據。

對于中國式現代化而言，盡管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被迫進入世界結構，卷入現代化進程，但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是“中國式”必然扎根于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源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社會文化心理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型資源，主要有如下三個特征：

首先，社會文化心理的內生型特征使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主體性的標識。“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中國的現代化”的根本就在于前者深刻反映了中國人的生存樣式、價值圖示和心理模式。“中國式現代化”之“式”要借助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加以說明。社會文化心理是表征主體性的內在特質，反映亙古不變的文化基因和集體性人格特征。社會文化心理蘊含的認知取向、價值模式、思維特點等要素，凝聚成有機的統一結構，表征主體身份標識，產生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正是中國人獨有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深深流淌在中華文明的賡續脈絡之中，鍛造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其所是的獨特文明標識。

其次，社會文化心理的內生型特征使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中國式現代化有著科學的理論指導，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同時又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擺脫對西方現代化的依賴，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就要求它具有自我激發、自我創造的內生動力。事實上，這種注重文化傳統或社會心理的內在視角即便是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也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埃利亞斯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心理機制，關注西方文明人所特有的行為方式，將視角聚焦于近代以來人們的行為和情感控制，“在人類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這種自發起作用的個人自我控制，諸如‘理性思維’和‘道德良心’，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多、更實在地滲入了人的情感本能與每一個毛孔，并嚴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沒有經過控制機制準許的情況下直接付諸行動。”同樣地，社會文化心理資源更是中國式現代化深沉的價值根基和力量之源，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主體支撐和精神動力。

最后，社會文化心理不僅對現代性身份建構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當中的主體性標識，而且指向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向度。社會文化心理深層次體現為特定的社會價值觀，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文化心理則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觀。現代化不只是物質、制度、技術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英格爾斯指出，任何最好的規范和技術，如果操控他的人，他不具備現代性的這種理念、思維方式，我們仍然不能夠認為它是現代的。“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思想觀念的現代化，只有深入觀念層面才能尋找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之源。“社會文化心理”植根于社會成員的精神世界，雖冠以“心理”之名，但深層次體現為人們在特定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情境之下形成的思想觀念。在此意義上，真正的現代化必定扎根于社會成員的社會文化心理，后者也成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的內在根基。

可以說，社會文化心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有其獨特的地位，是兼有主體性、精神性、價值性的內生型資源。社會文化心理包含了心態、觀念、認知方式、思維圖景等豐富的精神性資源，是體現特定社會結構或社會群體最真實，也最徹底的“心靈底片”。在“兩個結合”視域下，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實踐動力的話，那么社會文化心理作為內在的精神性資源，則為之提供價值動力。只有回到文化傳統，聚焦社會文化心理，才能推動文明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尋求實踐創新的精神力量。在此，“心靈的習性”“文化的秉性”與“社會的現代性”三者體現內在的統一性。以西方式現代化為鏡鑒，通過深入挖掘社會文化心理資源，同樣也可以在“社會統一性”“公民身份認同”“規則治理體系”三方面力避現代化過程中的“現代性之殤”。

二、中國式現代化共同思想基礎的力量之源

社會文化心理是凝聚社會成員的精神性資源，為中國式現代化塑造共同的思想基礎。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最大程度地調動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使人們投身偉大實踐變革，團結一致為中國式現代化而奮斗。這就需要鍛造共同的思想基礎，從根本上解決凝聚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團結的社會統一性問題。

社會統一性是現代社會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按照黑格爾的說法，“現代世界是以主觀性的自由為其原則的”，個體主體性原則的確定是現代社會的第一個事實。“個人自我主體”的絕對化和普遍化構成現代價值體系的基本原則。當現代性將個體視為主體，社會生活的統一性如何塑造？不同的個體相互之間能否像圖海納所言的那樣“我們能否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地共同生存”？顯然，一旦“個人成為現代社會的倫理主體，這是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個人與共同體的分離與脫嵌等從不同角度所共同指向的價值訴求”，傳統的倫理共同體不可避免地受到瓦解，宗法血緣的共同體逐漸遭遇解體，個體相應獲得主體性地位。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連接何以成為可能？現代化過程伴隨主體性覺醒，社會不斷走向分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尋求整合。現代社會的思想家們試圖通過契約論的邏輯，在獨立平等的理性個體之間訂立契約，但使社會真正成為可能的，或者說，塑造社會統一性最為持久的力量，恰恰在于社會成員的倫理觀念與文化心理。在此問題上，中國倫理型文化傳統及其形成的社會文化心理可以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思想基礎，乃至求解社會統一性提供文化支撐。

相較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那種基于原子化個體形成的社會契約的方式塑造的社會團結顯然不適合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思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如果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不像西方社會那樣，一旦步入現代社會，就意味著個體的主體化、社會的契約化，形成一種以原子化的個體聯合而成的社會結構。“迄今為止的中國社會乃是區別于‘市民社會’的‘倫理社會’，而且其現代變遷并不趨向于造就原子個人一途，因而并不歸結為與政治國家相分離的市民社會。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不存在原子個人乃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鑰匙，而中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正在于它成為市民社會的不可能性。唯有立足于社會現實的觀點,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國社會的實體性內容及其現代變遷,才可能正確地揭示其諸上層領域建設的現實基礎和客觀定向。”倫理社會既奠定了當代中國的社會基礎，某種意義上也塑造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文化底色，由此展現出中國社會的獨特性。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以倫理組織社會”是其根本特征。“中國文化之特殊，正須從其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來認識，這是開初一步。”即便在當前進入現代化進程，每個人仍舊是關系性的個體，并不可能出現西方市場經濟塑造出來的原子化個體。相應地，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注重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與倫理紐帶，并依托這些聯系和紐帶凝聚社會力量。

在此，關系性的倫理思維成為中國人審視人倫關系的重要方式，也是社會文化心理的重要構成。關系性思維最能表征中國倫理型文化的特征，“倫”構成了中國人認知與行動的起點，提供了一種觀察人們道德生活、人際關系、道德自我安頓的思維方式。重視整體、強調關系、追求平衡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觀念之中。這種思維方式旨在塑造社會成員的深度聚合或聯結，形成并傳遞倫理共同體蘊含的精神力量。阿斯曼在揭示“文化記憶”作用機理的時候，指出“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它起到的是一種連接和聯系的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兩個層面上：社會層面和時間層面”，前者通過構造“象征意義體系”將人與人聯結起來，后者則通過記憶將過去與當下聯系起來，借助這樣的凝聚性結構，就會塑造出個體對社會的認同。相比較原子化個體之間形成的松散化、人為的社會聯結，激發傳統倫理文化的思想活力，重視倫理共同體在塑造共同思想基礎中的意義，或許更為持久、更為深遠。在此，作為社會文化心理構成部分的關系性思維，更加能夠促進文化形成凝聚性結構，產生認同效應。

在現代化進程中，關系性的倫理思維是克服人與人之間疏離、溝通社會成員、塑造團結感的思維方式，為克服現代倫理交往的個體化困境帶來有益的啟示。關系性的倫理思維所具有的超越性能夠克服由獨立個體造成的道德相對主義，讓每一個處于現代社會的成員，免遭孤島化的狀態。這種思維能夠有效應對現代性倫理領域當中可能會出現的個體分裂、疏離、分散等一系列的局面，打破束縛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合理的制度體系，構建合乎人性的社會聯系。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面對“倫理型社會”的基本事實，以及深植于中國人內心之中的關系性思維，不宜采取“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或“博古厚今”的態度。當然，這不是說儒家所提供的“倫”觀念就具有當然的合理性，它仍舊會遭遇現代性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合理轉化。只不過它所蘊含的倫理思維方式，是現代性救贖可資借鑒的倫理思想智慧。在經過批判性反思和創造性轉換后，這種思維方式可以成為推動當代哲學價值自覺和當代人自我理解的重要思想財富。

這里以“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境遇及其回歸為例。從價值論的視域看，“家”代表著歸屬、方向，在現代性的語境下，“無家可歸”深層次反映現代人“無根漂泊”，喪失文化堅守，內心無處安頓的生存境遇。呼求“家”這一特定的倫理共同體，以重建社會聯系，克服現代人的分離化局面，也隨之成為中國文化應對“現代性之殤”可以提供的方案。對于中國人來說，家文化的傳統突出強調家庭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基礎性作用。家是堅不可摧的倫理實體，“家”的生存論結構成為現代化進程中共同思想基礎的孕育之所。“在漢語世界的思想傳統所給予世人的啟示中，我們可以把‘歸家’理解為現代性救贖的方向，一種沒有救世主的救世方案，但不是單靠自我來拯救，而是基于一種源初關系所揭示的生存論結構。”在現代社會重新“發現”家庭，可以有效發揮其在構建倫理共同體、呵護人的道德情感、構筑共同的思想基礎等方面的積極意義。“在存在論傳統的哲學中所遮蔽的種種可能性也將得以開顯，如生生哲學、陰陽哲學、中庸哲學等，人的生存論結構中的情感性、關聯性、世代性、連續性、責任性等重要環節得到了進一步的澄清。”對于中國人來說，人們在內心中堅守“家”的基礎性地位，通過人倫關系塑造自我身份，鉤織家庭成員的情感化的倫理關系，使家庭真正成為牢固的倫理實體。

這樣，即便在遭遇社會成員分離化的現代社會，傳統文化蘊含的社會文化心理也會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凝聚社會的觀念力量。誠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尊重個體的獨立地位，保護個人權利，充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是普遍性的要求。但在對待個體的問題上，為了社會不至于因過度個體化而陷入混亂、分裂狀態，倫理型文化提供的關系性思維顯然可以發揮其優勢。它將人看作關系性的自我，自我身份建構離不開特定的關系網絡，且人與人之間形成情感化的社會聯系，可以有效彌合人與人之間的分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國人的社會觀將社會看作是一個動態生成的有機整體，每個人都被納入生存結構性框架、序列當中，強調互幫互助、團結一致、協和萬邦，形成和諧的統一體。社會本身就蘊含了團結統一的規范性意蘊，身處其中的社會成員并非像市民社會中每個人“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彼此處于對立對抗的狀態。這樣，社會文化心理總體上體現了倫理型文化的關系性特質，對于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鍛造共同思想基礎具有支撐意義。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身份認同建構的觀念根基

在現代社會，隨著時空“脫域”，每個人抽離出原先的生活場景，關于“我是誰”的公民身份認同確立往往遭遇挑戰，這個問題在現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視域中一直難以解決。“我”的身份建構如何完成？在傳統社會，這似乎不成為問題。人們基于宗法血緣的基礎，形成相對固定的身份結構。但到了現代社會，猶如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所言：“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那種在傳統社會具有整體形態的統一性自我，逐漸變成了“一連串不連貫的敘事”。麥金太爾對此作了精到的論述：“在許多前現代的傳統社會中，個體通過他在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中的成員資格來確定自己的身份并被他人所確認”，“每個個體都在相互連接的社會關系中繼承了某個獨特的位置；沒有這種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個陌生人或被放逐者”。然而，在現代社會，“現代性把每一個人的生活分割成多種多樣的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行為規范與模式。”人們的生活因此喪失了統一性，隨之而來的是因角色分化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

這樣，人類現代化歷程似乎揭示了如下“悖論”——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成員就越容易迷失自我，越容易走向虛無。抽離了個體生存所依托的“框架”，人們不僅難以確證自己的身份，而且也沒有辦法尋求精神生活空間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吉登斯曾深刻揭示這種自我身份認同感的重要意義，“首先，一個人若擁有正常且穩定的自我身份認同感，那么他便可以感觸到其生平的連貫性。……其次，通過早期信任關系，這個人也能形成一個保護殼，從而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過濾’掉許多能對自我正直品行造成威脅的危險。最后，這個人會把上述正直品行作為有價值的事物接受下來。同時，他有著充分的自尊自愛進而得以維持一種自我依然‘活著’的感覺。”缺乏身份認同，現代社會中的主體便陷入“無根漂泊”的流動狀態，難以在現代社會獲得安身立命之基，也無法有效構筑起現代社會應有的“本體性安全”。

面對現代性引發的自我身份認同危機，西方現代化常用做法是借助于制度規范塑造認同，即以政治、法律的形式確認公民權利或資格，以此確立公民身份。此外，公民身份認同還存在另一種模式，即依賴公民對所處的傳統、共同體、文化的歸屬感，這是一種文化心理層面的認同模式。由此也形成兩種不同的公民身份：前者屬于“政治—法律公民身份”，“是公民面對國家政權系統或統治組織（state）所享有的權利、所承擔的義務，這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集合體”。后者稱為“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在由國家／民族共同體組成的世界中確立自己的歸屬何在，它是公民文化—心理歸屬的匯聚。”比較而言，如果說西方的現代化更為注重公民身份的制度認同，那么中國式現代化更為強調以文化心理塑造身份認同。激發人們對文化傳統與政治共同體的情感體驗，通過文化心理形成認同，是建構現代性條件下公民身份認同的重要路徑。“身份認同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結構，在表層上是人們顯而易見的行為模式，在中層上是個體對與同類群體的共同性的認知和對自我身份的覺察，在深層上是有關身份所帶來的情感體驗。”因此，身份認同根本在于個體在文化心理層面對共同體形成的歸屬感或依戀感，只有深入社會群體背后的文化基礎與心理根源，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認同。

對于中國人而言，個體必須被納入總體生活系統之中，在生命延續之中確證自身的身份、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對生活的終極意義追求始終植根于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通過將自己與總體生活建立起意義聯系，并且納入生生不息的“意義流”，才能從根本上體現一個人在世的價值，確證自身的身份。對“我是誰”的追問，從來不是將“我”看作孤立的，而是進入“我們”的生存結構中錨定自身的位置。費孝通指出，“在我們的傳統觀點里，個人只是構成過去的人和未來的人之間的一個環節。當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環節。中國人的心目中總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孫，因此一個人的責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綿綿，那是社會成員的正當職責”。在中國傳統社會“生生不息”的宇宙觀影響下，人們生活于倫理共同體之中，依憑共同體標識身份，并將生活視為統一的整體，追求終極性的生存意義。羅素曾對中國文化的特點作過評價，“我認為，我們西方文化最顯著的長處是講求科學的方法；而中國文化最突出的優點只是對人生目的具有洞見。”對中國人而言，“我是誰”的身份確證不只是外在的資格承認，本質上體現為人們由內而外地對自己生活其中的生存結構、文化傳統以及精神價值產生自覺的歸屬感、依戀感。

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個體的自我認同已然是“反身性項目”（reflexive project），人們必須通過持續反思自身的生活系統與意義框架以構建和維持認同。特別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社會成員的價值觀競相匯聚、相互激蕩，單靠形式化的資格確認顯然難以塑造出真正的歸屬感。正是訴諸統一性的人生敘事和整體性的生活目的論，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才可能出現深度的情感—價值聯結，“因為某人對于‘我是誰’的概念或定義（即某人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描述構成的，而自我描述是與某人所歸屬的群體的特質聯系在一起的。在這里，‘歸屬’（belongingness）是心理上的，而不僅僅是對于某個群體特征的知曉。”在社會文化心理的系統結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價值觀對公民身份認同建構尤其發揮根本性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主體性的塑造往往通過精神觀念、思想意識等方式實現。文化主體性源于精神性資源的主體性，并在深層次體現為價值觀的獨立性。社會文化心理資源，如情感、認知、價值模式等思想文化觀念是主體性塑造的重要支撐。這樣，通過文化實現公民身份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將社會成員置于歷史文化傳統之中，從特定價值觀的標識性與文化的延續性確證現代性身份認同。

中國式現代化的傳統文化根基，特別是其中蘊含的思想文化觀念，經由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僅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性身份，而且也塑造了社會成員的身份認同。中國式現代化正因為植根于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才會是“中國式”的，也正是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使中國式現代化守護文化之“根”，有效應對人類社會步入現代化進程中可能遭遇的身份認同困境。要避免西方現代化出現的“背井離鄉”“分化疏離”“無根失依”等景象，就要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中尋求超越的“密鑰”。“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社會文化心理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型資源，就是要發揮價值觀念系統的認同作用，構建社會成員與共同體之間的情感—價值紐帶，以中國人之社會文化心理為中國式現代化塑造主體標識。在此意義上，現代性條件下的公民身份認同建構，必然要激發傳統文化的力量，激活民眾的文化心理認同，塑造現代社會成員的主體身份。

四、中國式現代化治理體系良性運行的價值支撐

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理性化的規則起到“拱心石”的作用。規則是復雜社會治理下的簡化機制。從規則的角度，現代社會是制度化、理性化的社會，通過法律和規則進行治理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一切納入規范框架之下，追求良法善治，是現代化過程當中常見的治理形式。然而，現代社會的人們生活在一個由制度、規則、科層制所編織的理性“鐵籠”當中，一切都被置于技術、規則、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生存框架。人們逐漸喪失了對生活的終極意義的關注，更多在意行為的工具性價值。這一點，從事現代性研究的思想家們從不同角度予以了揭示，如努斯鮑姆就曾對民主社會過度理性化作出反思，“一個僅靠遵守被視為在工具意義上有用的暫時妥協而維系在一起的社會，不太可能保持長期穩定。”正義的社會可以是穩定的，民主社會也要保證隨著時間推移，使其民眾依舊對制度保持認同，這就需要公民對社會原則和社會制度的情感支持。

與理性化、制度化相比，社會文化心理有效展現了規則治理背后社會成員深層次的心理或價值基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視域看，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富含注重人情、人倫、人心等情感化的價值或精神資源，它更加富有溫情，合乎中國人的生存性智慧。作為內生型資源，它使中國式現代化體現為一種情理交融的現代化，從而可以有效應對現代社會治理體系非人格化（impersonal）帶來的各種問題。這里較為突出的視點，可以以近段時間以來學界對傳統文化中“情”的討論為例。從“情”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社會文化心理是重要路向。“道始于情”，這里的“情”是一個“言約義豐”的概念，開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多維向度，可以成為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資源。有學者從倫理學角度認為：“從‘情’作為一個厚概念的視角思考中國現代性道德困境，復活了情感在當代道德生活和倫理話語中的生命力，豐富、擴大了我們的‘存在方式’。一種厚實的溫暖的當代中國倫理學，才是一幅更值得期許的倫理學知識圖景，才是中國倫理學對人類文明和世界哲學的更大貢獻。”“情”在中國人的心性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深刻地影響到廣泛的社會歷史進程。作為社會文化心理的重要元素，“情”既指向心懷“國之大者”，關注人民生活的倫理情懷，又表現為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等各項活動都滲入的價值關懷。

長期以來，在理性化為主導的西方文化傳統中，人們的社會實踐以及社會發展模式均強調的預期性、確定性、規范化，其主色調是摒棄情感，將情感視為心靈的“變態”。情感在現代社會往往處在被漠視的缺位狀態，其價值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并沒有獲得充分重視。在此背景下，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曾一度出現“情感”轉向，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都興起一股重視“情感”的熱潮。如教育學核心素養的研究聚焦“社會與情感能力”，社會學領域興起“情感社會學”，政治學對“政治情感”的關注等，基本語境均為應對現代性支配下，社會生活過度理性化造成的各種現實問題，人文社會科學要有效應對，必須引入一種關注現代人的生存性情感的思想觀念。當代德性倫理學正是從現代人的道德境遇入手，將人們對道德的認識重新撥回到合乎人性的情感化軌道。“德性倫理學的種種探索證明出，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堅執道德，只是因為我們是‘人’，并非為了‘規則’、‘原則’而存在。”

在“情”的思想文化與情感價值資源供給的問題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無疑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中的情感資源可以得到有效開掘。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注重“人情”元素，這從根本上是由倫理型社會的特點決定的。中國傳統農村社會是鄉土社會，這是人們“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基于血緣、地緣在長期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了默契的社會紐帶。這使得“情感”在中國人的社會聯結中具有特殊意味，能夠維持人倫關系動態平衡的關鍵恰恰在于人情。“人情”反映人倫關系中對待情感的態度或價值意向。翟學偉曾對“人情”的社會發生機理作出分析，認為注重人情是熟人社會的特征，在相互熟絡的社會結構中，人與人更多依靠情感作為紐帶。“也就是說，人情和面子問題的發生，往往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中，人們會因為彼此非常熟識而建立起情感生活，并造成他們在交往中非常關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在李澤厚看來，中國文化是一種“情本體”的文化，儒學的深層結構是情理結構。這種情理與現代性所主張的理性有著根本不同。如果現代化進程一味地注重理性，過分強調甚至依賴規則，而忽視了道德敏感性和社會情感能力的培養，無疑會將現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情感在現代社會可以起到“潤滑、引導作用”，“親子情（父慈子孝）不僅具有鞏固社會結構（由家及國）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非圣愛至上）的特征”。

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情”不只是體現為重視社會成員相互之間的生命感受和情意溝通，更是蘊含了處理社會關系的思維方式。在儒家的思想文化傳統中，“情”生成于對偶性的社會關系，通過類比、類推等方式實現情感傳導。這種具有推廣性、延展性的思維方式，有別于一視同仁、普遍適用的規則性思維。前者所蘊含的情感傳導機制，在特定人倫關系中實現情感對流，達到人與人的共情，從而打破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孤島化”局面，而后者奉行的理性規則，其背后是抽象普遍主義的思維方式。它不僅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奉行“規則至上”，更是在現代化模式選擇的問題上陷入單一化的窠臼。馬克思對此曾提出過警醒：這些人“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情”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基礎之上，以“推”的方式實現人與人的情感互通，通過逐步延展、外推，塑造出傳統社會的倫理特質。“‘推’的本源是‘孝’，‘推’的機制是‘敬’，基本理論可以總結為因性立教、由愛生敬和以敬推愛。‘推’的實踐路徑是禮制。”倫理情感借助由內向外的推演，有效發揮情感的潤滑或溝通功能。

這樣，“情”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文化心理資源，不僅為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主體和實踐主體提供內在支持，而且也對現代性思想文化發揮糾偏作用。較之現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將“情感”進行生理化、技術化的處理方式，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理中的“情”更多關乎人們在特定生存框架之下的真實生命體驗，它滲入了人們的認知取向、價值立場和精神品格。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的“情”蘊含了生存性的實踐智慧，如能同現代人的生存系統與價值體系有機整合，可以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有益的思想文化資源。如果缺乏植根于社會文化心理的“心靈的慣習”，現代社會的制度體系或治理體系便難以真正發揮效果。“如果沒有規范性信念、經驗性期望以及總體中足夠比例的個人對遵守規范的條件偏好，任何規范都無法存續。”與西方現代化過度依賴理性化的規則體系相比，中國式現代化無疑需要將植根于文化傳統的社會文化心理有效轉化為推進社會進程良性發展的實踐智慧，以情理并重的社會文化傳統超越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單向度的理性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