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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陸宗達先生曾經將以《說文解字》為核心的傳統文字學稱作“文獻文字學”；我也曾效法老師，用“文獻詞義學”來解釋什么是訓詁學。現在，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說法70多處。但那都是對傳統文字訓詁學尋求現代人可以理解的一種解釋，是闡發傳統與現代學術銜接的一種說法，并不是一種定名。后來，學界已經明確了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內涵，這個稱謂也就不再提了。到了21世紀，這個稱謂再次提出，已經有了新的意義。

啟功先生曾引用《尚書大傳》解釋“文獻”說：“‘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文是寫下來的，獻是說出來的。古代、今天的歷史、理論都是這么傳下來、傳出去的。文獻豈不管著所有的學問？”他還說過：“口頭文化相當于‘獻’，‘獻’中的‘黎獻’就是民俗；書面文字,當然是‘文’；兩者相加就是文獻。古代的‘獻’后來也已經成了‘文’，我們才能略知一二。”根據啟功先生這個科學準確的解讀，《文獻語言學》應當是研究古代書面語也就是經史子集典籍語言的專門學術刊物。

這些年，我們受西方語言學的觀念影響太深了。總以為研究口語為上，研究書面語不是純語言學；語言學研究將共時和歷時截然分開，否定泛時性，也就時常忽略古今溝通；曾經作為顯學的語法，只講究形式，回避甚至排斥語義。但是，從文獻語言學的角度看，經過整理的書面語，是口語精華的留存，含有口語中最合理、最具民族特色的因素。經過加工的書面語，更加彰顯語言規律，它們是語言的精華，即使研究口語，書面語也應作為前提與參照來處理。

說到共時與歷時，首先要考慮詞匯問題。詞匯發展要遵循累積律，它的增長和繁衍，發生在不同時期，但它不是以更替式而是以累積共存的方式進行的。詞匯積淀在各個不同的平面上，究其產生歷史而言，不可能是共時的。漢語的歷史書面語是文言，文言是現代漢語的前身，而且是現代漢語的基礎。《說文解字》包含80%以上的現代漢語單音詞（語素），加上出土文字，還會更多。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離開文言無法見其原貌、究其來源、探其發展、發其內涵、觀其特點，是深入不下去的。大量的方言詞匯是不同階段的古音變體，卻被造出的方言字掩蓋了來源，因此，求本字是第一要做的。方言調查字表來源于古代音表，因為，《廣韻》就是多方音的綜合體系，各種方言聲母和韻母的分合大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證據。

各種漢語事實表明，漢語的研究首先要確定三點：一是字詞一體，表意漢字和音義詞匯以意義為樞紐，形音義結合；二是文白相承，文言詞匯經過雙音化，大量積淀在現代漢語里；三是從句子到篇章，內在的結構規律重意義而幾乎沒有外部形態。所以，不研究漢字，不可能深究漢語；讀不懂文言，沒法從根兒上解讀現代漢語；回避了意義，語法分析難以全面。漢語研究完全照搬西方，一定會削足適履、舉步維艱。但是看看現實，很多研究還被那些不適合漢語的框框無形拘束，現實令人焦慮，現實也令人充滿期待。

刊物被作者滋養，作者也被刊物培養。我殷切地期望，《文獻語言學》將一如既往，承擔起提倡并完善符合漢語的語言學理論體系的歷史使命，培養新一代漢語的研究者。他們將加強歷代漢字形音義識讀和分析能力，在文字、訓詁、音韻的理論指引下，提高文言閱讀能力，正確使用計算機并主要靠自己努力讀書來積累資料，扎扎實實地學習前人取證于漢語事實的考據功夫，在宏觀上學習和領會西方語言學的科學理論而戒除迷信與模仿、戒除空論與虛玄，把握方向，溝通古今，探索創新，常有新的創獲。

（作者：王寧，系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文獻語言學》創刊十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言的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