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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禮樂文明大系：中國文廟釋奠禮》，劉續兵著，濟南出版社2025年9月

當2025（乙巳）年公祭孔子大典的鐘鼓之聲在曲阜闕里孔廟悠悠回蕩時，距孔子研究院劉續兵研究員策劃新中國首次官方公祭孔子大典已逾二十載。這位深耕文廟釋奠禮領域的實踐者與研究者，將二十余年的踐履積淀與學術思考凝粹為《中國文廟釋奠禮》一書，歸入“中華禮樂文明大系”，2025年9月由濟南出版社出版。這部厚重之作，以歷史脈絡為經、禮制細節為緯、思想內涵為魂，既系統梳理了文廟釋奠禮的千年流變，又深刻回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命題，堪稱禮樂文明研究領域兼具學術性與實踐性的扎實之作。

歷史脈絡：釋奠禮與文廟的千年合流邏輯

在傳統文化研究中，“禮”的溯源常因文獻散佚而顯得晦澀，劉續兵卻以“釋奠禮早于文廟”為破題點，搭建起清晰的歷史敘事框架。商周時期的釋奠禮最初與軍事活動深度綁定，是貴族在“廟”中宣告行動合法性的儀典。隨著“學”的功能日益凸顯，釋奠禮逐漸脫離“廟”的依附，發展出“常時之祭”的屬性：春秋釋奠、入學釋奠、天子視學釋奠等儀程的出現，讓其與“教化”的關聯愈發緊密。這種“從武到文”“從廟到學”的轉向，為后世釋奠禮與文廟的合流埋下了關鍵伏筆。

不過，該書對“釋奠禮與文廟合流”的梳理，并未簡化為“孔子地位單向提升”的線性敘事，而是還原了歷史的復雜性。西周至秦漢時期，釋奠禮的祭祀對象呈現“多元共享”特征：先秦時無明確祭祀對象；唐代周公、姜太公曾與孔子共享釋奠禮，周公甚至一度居于“先圣”之位。唐代以降，對孔子的封贈從低到高，文廟建筑制度與祭祀制度逐步定型，最終讓孔子獲得“至圣先師”的獨尊地位。

本書以“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為時序脈絡，清晰勾勒出釋奠禮的完善與變革軌跡：兩漢魏晉是文廟釋奠禮的“奠基期”，隋唐宋元是“制度完善期”，明清是“程式化變革期”，民國時期民間祭孔與地方文廟祭祀仍存“余音”，成為禮樂傳承的“重要過渡期”。這種分期既符合歷史邏輯，又精準提煉出各階段的核心特征。正如作者指出，隋唐“完善”的關鍵是“將文廟與官學體系深度綁定”，明清“變革”的核心是“儀程的標準化與從祀制度的精細化”，讓讀者能精準把握禮制演變的內在動力。

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在追溯流變時，始終緊扣文廟釋奠禮“血緣性與非血緣性并行”的特征。從孔子去世后孔子后裔的“家祭”、孔門弟子的“尊師之祭”，到覆蓋全國的“國之大典”，文廟釋奠禮完成了由“家族事務”到“國家禮制”的跨越。這種變革并非對傳統的割裂，而是“以新傳統延續舊傳統”：血緣性的孔氏家祭保留了文化根脈，非血緣性的國家公祭則擴大了文化認同，二者共同鑄就“尊師重道”的神圣象征。這種解讀跳出了“祭祀即宗教”的認知誤區，深刻凸顯了中國傳統禮樂“文以載道”的本質。

禮制解構：文廟釋奠禮的立體框架與文化寓意

若說歷史流變是該書的“骨架”，那么對文廟釋奠禮構成的細致剖析，便是填充骨架的“血肉”。本書將禮制構成拆解為“主祭對象”“樂舞器具”“祭祀形式”“釋奠儀程”四部分，每一部分均兼顧文獻考證與文化解讀，既顯學術嚴謹，又富人文溫度。

作者對“主祭對象”的辨析，跳出了“祭祀孔子即釋奠禮全部”的認知誤區，明確指出，傳統釋奠禮存在“先圣”與“先師”的區分：祭祀“先圣”必用釋奠禮，祭祀“先師”則用“釋菜禮”。這種區分背后，是“道統傳承”的文化邏輯——“先圣”開啟文明，“先師”延續文脈，二者共同構成從遠古到后世的文化傳承鏈條；而文廟中孔子與從祀者的設置，正是這一邏輯的具象化呈現。

“樂舞與器具”部分的論述尤為生動，作者并未羅列器物清單，而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寓意。佾舞的行列直接對應祭祀等級，鐘磬樂器的音色追求“中和之美”，禮器的數量與形制則強化“敬天法祖”的文化理念。正如作者所言，這些樂舞與器具并非單純的儀式道具，而是“以器載道”的載體，參與者在視覺、聽覺的沉浸中，自然體會“禮序”與“倫理”的深層內涵。

對“從祀制度”的研究，堪稱全書的亮點之一。作者指出，從祀制度絕非簡單的“陪祀名單”，而是“建構儒學正統性的核心工具”，其歷史變遷清晰反映了儒學的演變軌跡。從祀制度的構成邏輯同樣蘊含深意：“四配”是孔學的直接傳承者，構成“道統核心層”；“十二哲”是不同時代的儒學中堅，構成“道統延伸層”；“先賢先儒”則涵蓋儒學發展的關鍵人物，構成“道統拓展層”。這種層級結構并非隨意設置，而是“文化傳承的可視化呈現”，從中可以體會“道統不絕”的信念。

思想內核：文廟釋奠禮的三重意蘊

本書從“文化”“政治”“信仰”三個維度，深入挖掘文廟釋奠禮的思想內涵，實現了從“禮制考據”到“文化闡釋”的關鍵躍升。

作者緊扣“文廟是傳統文化至高殿堂”的定位，指出釋奠禮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文化記憶的喚醒”：祭祀孔子，是紀念其文化建構之功；從祀“四配”“十二哲”，是傳承“闡發儒道、接續文脈”的精神；祭品的選擇、樂舞的編排也暗含對先秦禮樂文明的致敬。因此，文廟釋奠禮不僅是對孔子的紀念，更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理念的集體回望。

在政治意蘊的解讀上，作者并未回避“禮制服務于國家治理”的本質，卻也跳出了“工具化解讀”的誤區。文廟釋奠禮始終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載體”，但這種“政治屬性”并非對文化的異化，而是“文化與政治的良性互動”——儒學為政治提供“仁政”“民本”的價值引領，政治為儒學提供“州縣皆立孔子廟”的傳播保障，二者共同推動中華文明的延續。

在信仰意蘊的闡釋上，作者突破了“中國無宗教信仰”的刻板認知，指出文廟釋奠禮反映了傳統中國“以文化為信仰”的特質——人們通過祭祀孔子及歷代儒者，表達對“仁義禮智信”價值觀的認同，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理想的追求。這種信仰無需宗教儀式的束縛，卻能通過禮樂儀程深入人心，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

當代回響：禮樂傳承的“守正”與“創新”

作為新中國首次官方公祭孔子大典的策劃者，劉續兵對當代文廟釋奠禮的反思與建構極具現實關懷?？梢哉f，該書給人的深刻“現場感”和“代入感”，是其有別于純學術著作的顯著特征。

作者對當前釋奠活動的評價客觀而辯證：既肯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曲阜“祭孔大典”的恢復意義——尤其是2004年官方公祭的重啟，將其視為“文化自信自強”的重要體現；也直言現存問題：部分地方祭祀活動流于形式，對傳統儀程的理解淺嘗輒止（如隨意簡化“三獻禮”，忽視了“分獻禮”），甚至出現“商業化表演”（如加入與禮制無關的歌舞），導致“教化性不足而娛樂性有余”。這種反思并非苛責，而是基于對禮樂本質的堅守——釋奠禮的核心是“敬”，若失去敬畏心與文化內涵，便淪為空洞的儀式表演。令人感到欣慰是，經過二十余年的祭孔實踐，這些情況已經大為改觀。作者在“后記”中提及的細節尤為動人：如今參與祭禮的人群中，“衣著不得體、態度不莊重”的現象日益減少，人們腦海中的誠敬意識越發提高。這既是民眾文明素養提升的體現，也印證了“禮樂普及”的重要價值。

基于多年的反思，作者提出了當代文廟釋奠禮的建構路徑：核心是“守正”與“創新”的平衡。“守正”即保留傳統儀程的核心要素，如“三獻禮”（初獻、亞獻、終獻）必須完整呈現，這是禮制精神的核心承載；佾舞、器樂等核心形式需遵循傳統規范，避免隨意篡改。“創新”則需結合當代語境：簡化部分繁瑣儀程（如減少敬獻花籃次數）以適應現代節奏；增加公眾參與環節（如學生代表獻花、讀經），讓年輕人感受禮樂魅力；利用數字技術（如線上直播、虛擬文廟）擴大傳播范圍，讓禮樂文化突破地域限制。這種構想既避免了“復古保守”（如全盤照搬明清儀程），也拒絕了“解構傳統”（如徹底拋棄禮制框架），為當代禮樂傳承提供了可行路徑。

在“后記”中，作者寫下這樣一句話：“‘受命于祖’‘受成于學’，一代一代中國人傳承中華文明，這本身就是價值所在、義之所在。”這句話既是其二十余年研究文廟釋奠禮、組織祭孔活動的切實心得，也是全書的精神主旨。在民族復興的背景下，文廟釋奠禮已不再是歷史遺跡，而是“活的文化資源”：它能為當代社會提供“尊師重道”的倫理滋養，為文化認同提供“道統不絕”的精神紐帶，為文明對話提供“以禮相待”的傳統智慧。劉續兵以“實踐者”的現場經驗為根基，以“學者”的嚴謹考據為骨架，將文廟釋奠禮的歷史脈絡、禮制細節、思想內涵與當代價值熔于一爐，既解答了“文廟釋奠禮是什么”的基礎問題，也回應了“如何讓禮樂在當代活起來”的時代之問。正如作者所言：“讀懂文廟，才能讀懂中國。”通過這部著作，我們不僅能解讀文廟釋奠禮的千年密碼，更能窺見中華文明“以禮立人、以文化人”的深層邏輯。因此，《中國文廟釋奠禮》絕非一部冰冷的禮制考據著作，而是一部充滿溫度的“文明傳承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