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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以來，儒家學者對佛、道資源進行充分吸收，一方面盡可能將內心平靜、“胸中無滯礙”的灑脫境界吸收進儒家的心性論和工夫論中，擴大以經世致用為傳統的儒家思想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引進了具體的修養工夫，如靜坐、調息等，結合個人的修養實踐與反思，以求深化儒家心性論的理論內涵。動靜問題貫通于宋明理學理氣論、心性論和工夫論的諸環節之中，同時涉及儒家與佛、道在思想旨趣和修養目的上的根本區別。王陽明與其弟子對動靜問題的討論，就是在這樣一個思想背景和傳統中展開的。

靜坐工夫

靜坐作為一種修養方法，在宋明理學家當中引起過許多討論。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陸九淵謂“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具有強烈理性主義傾向的朱熹也認為“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明代陳白沙的修養方法亦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

王陽明早年頗得益于靜坐工夫。《陽明先生年譜》記載，陽明居龍場時，動心忍性，“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是典型的靜坐見心體的工夫。在滁州時，陽明以靜坐教諸生收斂心思，對治專務于外的弊病，并提倡在靜坐中發動本有良知，將潛藏的念頭一一提出來加以反省。但是，陽明僅把靜坐作為一種入門工夫，不以靜坐中的神秘體驗為其修養目的。滁州教人靜坐之后，諸生“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因此，陽明很快轉以“存天理去人欲”“必有事焉”工夫教人，強調人要在事上磨練。靜坐帶來的無紛擾狀態，使得存理去欲、涵養心體更加容易。如果因靜坐而喜靜厭動，忽視存理去欲的工夫，人欲反而可能潛伏在虛靜之中。后期提出“致良知”教法后，王陽明將一切工夫收歸于此，不論動靜、有事無事皆以致良知為準，“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陳來教授認為，在宋明理學中，不少精神修習的方式只表征意識或心靈的意向、狀態的某種形式特征，不包含具體的道德內容和規定。靜坐就是這樣一種修習方式，因此佛、道可用，儒家亦可用。陽明提出“致良知”收攝一切工夫后，對求靜工夫的反思也走向成熟。在“致良知”工夫中，循理與不動心不須分作兩個功夫，循理即能心靜，二者是一個工夫的兩面。

養心與心靜

佛、道吸引儒家士大夫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承諾提供超離世俗煩擾的灑脫心境，而王陽明認為，學者如以求靜為目的，不惟求不得，更將失卻儒家宗旨。佛、道以超離世累為目的，有意求靜，是出于一己的私心。有此私心，雖是槁木死灰亦不能寧靜。其中，道家求靜以完養身心為目標，而陽明反對以養生為學問目標，因為養生缺乏儒學所強調的道德內涵，“無主于中”，不主于理。陽明主張以養心來養身：以存天理彰明此心本體，不使人欲遮蔽之，就是養心；在本心的主宰下，修養活動才能達致身心的寧靜。心即性，即天理；作為天理的性與作為知覺的性不相分離，養得本心完全才是養身。

養心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心靜，即心不受私欲、雜念的干擾。心體本具有“定”或“靜”的特點，作工夫就是復心之本體。復心之本體的方法是一循于理，循理則心靜。靜非不思慮、不知覺，而是“動亦定、靜亦定”的“定”。循理的修養工夫，使儒家的“靜”與佛、道的“靜”區別開來，也從另一個角度解析了孟子的“不動心”問題。弟子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何以異，陽明答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集義”就是“必有事焉”，時時存天理去人欲，存理去欲自然勿忘勿助。孟子的工夫，是動時、靜時皆集義，令此心常充實于理，所行無餒歉于理。告子不知仁義皆在此心，不能集義，只把捉得氣定，氣定之下潛伏著人欲。佛、道不講天理，以尋求氣定或心虛為最終目的，氣定受人欲的支配。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集義工夫達到不動心的境界，此心合于天理而達到“心安理得”的狀態。這才是養心的最高境界。在此意義上，儒學本來就包含了佛、道所追求的灑脫心境。

心體不動

心體不動，是陽明解決動靜問題的理論出發點。陽明認為：“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后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于動、靜也。”心、性、理是從不同層面對良知的稱呼；動、靜是際遇或狀態的不同。良知本體無動無靜，遇動時、靜時皆是“定”。有事與無事是個體外部遭遇的動與靜；寂然與感通是心之本體與發用造成的動與靜。這些都無損于良知“定”的本性。心定而達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的結果是：良知與流行造化一般，作為生生的根源，自然運動不息，而流行之中心一于天理，總是處于“定”的狀態；心之循理保證了天理的自然展開，生生不受歪曲和阻遏，達到“動”的理想狀態。

寂然與感通涉及已發與未發、體與用的問題。陽明認為，“寂然不動”是說心體未與物相接時，思慮沒有運用，沒有產生具體的念頭；“感而遂通”指心體與物相接，思慮運用一觸而發，念頭的產生與消失都不受阻礙。寂然、感通是心體發用與否的不同狀態，寂然無損于感通之靈動，感通無損于寂然之空凈，都有賴于心體本來的“定”。心只是一心，而有寂然與感通、已發與未發之別，這亦是動、靜之別。

陽明關于動靜問題的觀點是“動靜合一”。陳九川作功夫覺心有內外，打不作一片。陽明認為，心無內外。這是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動靜工夫。四句理中“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格物”的對象是意念所在；格物就是正念頭，“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因此，格物工夫就是隨事存理去欲，復全此心本體之正。不可說應事接物是“外”“動”，靜坐涵養是“內”“靜”，各立一個專門的心去照管。心既能應事接物，也能涵養省察，因此不能用具體的動靜、內外來支離它。

起念與知覺

陽明門人提出，作工夫時不能摒絕念慮的產生，愈求無念而愈覺念頭紛擾。起不起念頭是動靜工夫中的一個具體問題。陽明認為，人生“實無無念時”，念頭不可能完全屏息。即使是在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作戒慎恐懼的工夫，亦不是無念而靜。戒慎恐懼工夫本身就是念頭的發動，不過與日常念頭相比，戒慎恐懼之念是本體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心之本體流動不息，靜而非靜，動而非動，正如天地造化一樣。因此，人心必然不斷地發為念慮，強求無念是不可能的。只可作正念頭（格物）的工夫，念念存理去欲，不可作專求寧靜無念頭的工夫。

動、靜又與人的知覺有關。有門人問伊川的《答呂學士》。呂學士認為靜時有知覺，伊川則認為有知覺即是動，不可言靜。陽明對伊川的回答予以肯定。門人對此的理解是：“伊川所謂‘既有知覺，卻是動也，如何言靜’正是說靜而無靜之意。”門人對陽明的理解是準確的。良知的本性是天理之昭明靈覺，它不僅有自知自覺其善性的德性明覺，也涵蓋了視聽言動的聞見知覺。良知的定靜不僅不會斷滅視聽言動的知覺，還有利于視聽言動的合理發生。因此，心體不動不等于無知覺，無知覺的是不能視聽言動的死物。知覺與念頭的問題反映的是良知動靜合一本性的兩個側面。正因念慮不可屏息，心的理想狀態就是良知本體自然發為念慮而又不滯于念慮。

(作者系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