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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的學說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和朱熹相比較，王陽明的思想方法更多的是渾融的、綜合的、不斷有新的進境的。“致良知”是他的學術宗旨，代表了實踐中精神活動各門類的整合與調適。“無之不一”是他的思維特點，代表了他思想的高度融合力、詮釋力。這些特點是他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取得高度成就的基礎，也是他人格境界不斷升華的原因所在。

　　“致良知”的兩個方向

　　王陽明的成熟學說“致良知”有兩個方向：由內至外的推致義和由外至內的獲致義。這是因為“致”的字義可有這兩個方向：“推致”，如“致敬”“致禮”，是由內至外；“獲致”“招致”等，是把外在的東西收歸于內，由積累而大，這是由外至內。在王陽明看來，“推致”義，即他在《傳習錄》中提出的“致吾心良知所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思是把心里本有的良知推行到所做的事上去，使它們都在良知所代表的正確的價值觀念的規范、導正下，從而保證做事有正確的價值方向；由外至內的“獲致”義，是在致良知的實際行動中，使精神活動得到多方面開掘，從而使良知的內涵更加豐富、深入。

　　王陽明的“良知”概念有一個得于人而成于己的過程。得于人者，主要得于孟子。王陽明早年的良知概念是：“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這個定義旨在強調良知是人天賦的道德意識。但王陽明在這一定義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半生的軍事、政治實踐，將精神活動的所有內容，都集成、融釋于良知中，使良知獲得了比原來更多的內容。王陽明晚年曾說：“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圣人。”王陽明用形容《周易》的話來形容良知，說明良知是靈動的，內容豐富的，處理事務時是不拘一格、隨時變化的。圣人才能見得的，一定具有廣大深厚的內容。細加分析，王陽明的良知概念除了天賦的道德意識之外，還有理智、意志、情感、直覺諸內容。致良知的由內而外、由外而內的往復運動，使得理智更加明敏，意志更加堅定，情感更加真純，直覺更加準確而迅捷。致良知的過程，就是精神本體的整合過程，就是精神的各方面意蘊互相依持、互相激發、互相輔助構成一個整體，進而處理遇到的具體事務的過程。對每一事務的處理，都是良知的激活、調動，都是整個精神本體的參與、調適。

　　可以看到，這里所謂良知，是“大良知”。良知本無大小之分，所謂大良知，是為了與僅指天賦的道德意識的良知相區別，指包括理智、情感、意志、直覺等方面的精神活動的總體。王陽明重視實踐，強調“人須在事上磨”，“磨”的過程，就是精神本體的挖掘、調動過程，就是各種心理要素的整合過程。這是王陽明建功立業的基礎，是他“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的依據。

　　因此，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包含著深刻的意蘊，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為統領，以知識及其他精神因素為輔翼。以道德為統領，指以良知代表的精神方向引領實踐活動。王陽明多次強調：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這樣的工夫才有著落。“誠意”代表道德方面，“致知”代表知識方面，知識活動必須在道德的統領、規范下。德性和知識互相輔翼，同步發展，共同提高。所以王陽明認為，“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知識和道德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另外，道德本體有主動性，如果做某事的知識有欠缺，良知也會促使我們主動去求知。王陽明主張的是整體人格、整體素質的提高，所以他是“德性倫理”的提倡者、踐行者。在他這里，既有“大德敦化”所代表的精神境界，又有“小德川流”所代表的具體知識，在具體事務的應對中將“德性倫理”化為“規范倫理”，這是王陽明致良知的精義所在。

　　“無之不一”的整體觀

　　王陽明不僅主張知行合一，在他這里可以說是“無之不一”。“無之不一”是劉宗周對王陽明思維方法的概括，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用它來點出王陽明的人格、學說特點。“無之不一”不僅蘊含知行合一，而且包括心理合一、內外合一、形而上與形而下合一、工夫與本體合一。心理合一指天理與人心的合一，王陽明認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天理是理，昭明靈覺處是心。天地的普遍法則“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謂盛德”在人心中的體現就是良知。王陽明強調的“知是理之靈處”，也是這個意思。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合一，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事；形而上者是體，形而下者是用，良知即體即用，事和理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將良知推致于具體事物是“下學”，在具體事物中體悟天道是“上達”；良知代表的天理是形而上者，致良知的具體行動是形而下者，兩者合一不離。內外合一，良知本來即有，是內；良知必須推致于外在事物，是內外合一；在致良知中獲得各種思想養分是外，將其收歸、凝聚、融會于心是內。良知即內即外。良知是體，致良知的工夫是用，良知是本體，致良知是工夫，二者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總之，在王陽明這里，一切皆是合一的，目的是糾正學者空空窮理、只在知識上用力的偏頗。

　　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在思維方法上是分析和綜合的統一。這一點和朱熹有明顯不同。朱熹的思維方法主要是分析的，他的概念是成對的，定義明確，邊界清楚，每一個事物，都希望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王陽明風格渾融，務求簡易直截，認為區別得太清楚就會陷入支離破碎，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以他的思維方法著重綜合。他常批評朱熹的學說“分心與理為二”，且少一個統領性的東西，容易使人專在知識上用力，埋頭于格物致知而丟棄了正心誠意。在王陽明看來，中國古人的修養工夫是德和知不偏廢，仁智雙彰。而朱熹還推崇程子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后脫然有貫通處”，容易使人陷入對具體知識的追求，不能在知識上同時體會德性。所以王陽明主張，“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同時，只有渾融的、一般性的東西，才能圓融地應對所碰到的各種具體問題。這其實也是孔子“君子不器”的意思，是從根上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

　　王陽明強調綜合，還體現在他對朱熹和陸九淵兩家學術的和會上。宋明理學有個著名的事件“鵝湖之會”。理學家呂祖謙把陸九淵和朱熹召集到江西鉛山鵝湖寺，討論為學之方。朱熹主張先泛觀博覽，多讀書窮理，然后再向身心上做工夫。而陸九淵主張“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樹立起來，在本心的指導下獲取具體知識。陸九淵說朱熹支離破碎，朱熹說陸九淵空疏無物，雙方相持不下，不歡而散。王陽明想把朱熹和陸九淵兩個人的長處綜合起來。他認為陸九淵強調先把德性樹立起來，這固然不錯，但在陸九淵的學術體系里，知識的地位沒有得到適當的強調。盡管陸九淵做官治績優秀，并不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冬烘先生，但他的學說里，著重強調的是德性的樹立，對知識一面提揭不夠，而道德如果沒有知識的支撐，是貧乏的、單薄的。因此他批評陸九淵“學問有粗處”“不免于沿襲之累”。

　　朱熹雖然也強調涵養用敬，即通過內在的敬畏心來達成道德自覺，并認為涵養和致知互相促進：“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但是，朱熹在平時的講學中，對格物致知一面提揭特重。即使他也指出格物既多，豁然貫通，就能夠把知識和道德聯系起來，但在沒有貫通以前，二者邏輯上是割裂的。特別是初學者沒有把知識通過心靈的投射變成德性的能力，只知埋頭格物，就會偏離儒家修身為本的根本方向。王陽明認為，陸九淵的學說只可以做讀書人敦品立志的方向，但知識一面沒有得到充分強調，不能作實踐中的全體大用。朱熹對格物致知方面強調得比較充分，但“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知識與德性不能時時貫通為一，容易使人陷入單方面的知識追求中。王陽明要把這兩個方向結合起來，推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使做事在良知代表的正確價值方向的歸正之下，同時在做具體事的過程中，精神的各個方面得到鍛煉、滋養，使之融攝到良知中。良知愈益擴展，其中所包含的德行和知識的融合、提高也愈益深入。

　　王陽明的學說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實踐中活的智慧。良知在他這里是整個精神生活，同一個行為，可以得到知識上、德性上兩方面的收獲。他要達到的目標是人的整體素質的提高。王陽明是在朱熹的基礎上往前走了一步，通過心對理的符合具體情景的詮釋，使恒定的變為當下的，一般的變為特殊的：“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代表了理學的基本方向，這就是“生命的學問”。它重視實踐，主張“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這是王陽明思想的特點，也是王陽明學說最有價值的地方。

　　（作者：張學智，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