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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傳統美德光耀神州，難有一本書能描其全貌，少有人能述其古今，只能掬一抔而飲，而品咂，而回味，而受其滋養。倘若有人擇其一二而篤行之，則多成孝廉賢達、股肱棟梁。小文采擷傳統美德之一二，希企共讀共倡共行。

　　一曰善 

　　一提到善，有人說是佛教的概念，差矣！善乃中華傳統美德眾德之源、一脈傳承、弘揚至今，亦將流傳千古。

　　善字，始見于西周金文，古字形由表示吉祥的“羊”和“誩”組成，合義表示吉利話、吉祥的言辭，基本義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規范。《道德經》第二十七章曰：“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谷梁傳·襄公十年》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可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倡善立善揚善。

　　說起善因善果，也非佛教首創。《周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管子曰：“善人者，人亦善之。”《史記》載：“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這些勸導人們向善的名言警句，皆早于佛教誕生。一幅“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的楹聯，貼遍大江南北、千家萬戶。

　　可見，傳承至今的中華傳統美德，“善”代表心地仁愛、品質淳厚，是道德評價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代表著人類追求的美好品質和行為規范，鼓勵人們在生活中積極行善、追求美德。無論是仁愛孝悌、與人為善、誠信知報，還是克己奉公、篤實寬厚、勇毅力行，都可稱之為善。自古以來，無論是堯舜禹，還是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還是林則徐鄧世昌，還是無數為新中國成立而犧牲的英烈前輩，都可以稱之為善。

　　新時代，我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結合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形成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說是中華傳統美德“善”在新時代的一種新的表達。大家若能熟稔于心、起而行之，善哉善哉！

　　二曰忠孝 

　　“忠孝”二字，是融入到中華兒女血液和骨髓中的品格追求，是生生世世傳承下的“正能量”“大道德”。

　　古人云，百善孝為先。孝，最早見于殷墟甲骨文，由象征長輩的“老”字與象征子女的“子”字組合而成。《尚書·太甲中》曰：“奉先思孝。”《爾雅》曰：“善事父母則為孝。”《論語·學而》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經·三才》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的觀念從孝敬鬼神，到孝敬父母，到為仁之本和孝治天下，中華傳統道德逐漸形成以孝為根基的倫理。

　　忠字，成于戰國時期，上“中”下“心”，說明其本義為盡心竭力。《說文解字》解曰：“忠，敬也。從心，中聲。”《左傳》曰：“忠，德之正也。”《論語·子路》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八佾》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儒家主張“移孝作忠”，“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將孝從家庭倫理拓展至社會規范，使忠孝成為“家國同構”的理論基礎。

　　歷史上，無論是百里負米的子路、親嘗湯藥的漢文帝、懷橘遺親的陸績等“二十四孝”，還是鞠躬盡瘁的諸葛亮、精忠報國的岳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千古名臣，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后世永恒的榜樣，影響著世代中國人的行為準則與價值取向。

　　有人說，在現代社會，忠孝觀念已經不合時宜。仔細去剖析，這種論調是偏頗的，中華傳統美德之所以能夠薪火相傳、千年不輟，就在于其歷久彌新、與時俱進的生命力。當代忠孝已突破封建框架，被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孝從“順親”轉向“敬親”，忠則從“忠君”升華為忠于國家、職業與理想。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傳統美德的精神紐帶只應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而永不應推翻舍棄。忠孝的本質是良知驅動下對家國責任的自覺。“小孝持家，大孝報國”難道不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愛國、敬業”的根基所在嗎？若社會人人皆能盡孝盡忠，則家齊國治、萬事可興。

　　三曰真善美 

　　“真善美” 乃中華文明之精神內核，亦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傳世圭臬，作為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跨越時空，潤澤后世。

　　真字，始見于西周金文，上半部分為“匕”，下半部分為“貝”，基本義是本質、本性，引申為真實。關于真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時期，當時的人們對自然充滿敬畏與好奇，通過觀察天文、地理等探知真相。如《尚書·堯典》中記載的古代天文學家用“四仲中星”來確定四季，體現了對真實自然規律的探索。老子主張的“道法自然”，認為順應自然本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莊子倡導的“法天貴真”，強調合乎自然之道以達“真”境。

　　善字，金文從“誩”從“羊”，表“好”之意。在氏族部落時期，人們為了生存相互幫助的行為就蘊含著早期善的萌芽。到了春秋戰國，孔子以“仁”為核心，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善的集中體現。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惻隱之心即仁、羞惡之心即義、辭讓之心即禮、是非之心即智，是仁義禮智的開端。

　　美字，始見于商代甲骨文，本義指漂亮、好看。甲骨文的“美”字，像頭戴羽毛裝飾的人在跳舞，體現了古人對美的認識與審美意識。老子主張“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推崇自然、樸素的美。孔子提出“里仁為美”“盡善盡美”，即道德修養與美相結合，強調美與善的統一。

　　“真善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理念，強調了價值觀的三個關鍵方面：真實、善良和美好。不同于西方哲學將真、善、美割裂為不同領域的概念體系，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把三者視為有機整體，將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道德體系，引導人們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些“重要元素”“突出特性”無不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真善美的特質。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的要求，從根本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描繪了國家和諧發展、社會文明進步、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景，在本質和內容上都與真善美交融契合。

　　在新時代，要充分發揮各類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實踐載體作用，讓“真善美”通過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得以呈現，通過新時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和美德信用建設得以彰顯，依托文明實踐志愿服務得以弘揚，營造出真善美時時皆在、處處皆是、人人皆行的濃厚氛圍。

　　四曰梅蘭竹菊 

　　中國人對美的追求是滲透在文明基因中的精神密碼，梅蘭竹菊“四君子”作為中華美學的元語言，從文化符號到精神象征，構建出從“觀物取象”到“托物言志”的完整鏈條，形成“觀其行—究其理—修其心—達于道”天人合一的審美行徑，搭載起物質與精神、自然與人文交融的美學體系。

　　梅，寒冬綻放，疏影橫斜，以素凈對抗凜冽，以色艷喚醒春意；蘭，葉如劍指蒼穹，花若蝶棲幽谷，暗香浮動，清遠含蓄；竹，中空外直，節節攀升，風過成濤雨如磬，新筍破土如劍鋒；菊，凌霜而榮，抱香而死，花瓣層疊如云錦，枯枝垂首似禪定。觀行見其魄，究理明其魂。古人觀梅蘭竹菊之形，究四季生化之理，在物象與精神的哲學維度間架起橋梁，使自然之美升華為生命之悟。

　　自然與人格同構，在物我互鑒中完成從審美到覺悟的跨越。儒家“君子比德”思想賦予四君子以人格“美”的內涵，形成立體的人格參照系和獨特的審美倫理。梅被賦予“窮且益堅”的道德屬性，王冕的《墨梅》“只留清氣滿乾坤”，將視覺體驗升華為氣節宣言；蘭成為“慎獨”修養的具象載體，《孔子家語》以“芝蘭生于深林”喻君子內修，朱熹更在《蘭澗》詩中構建出“光風浮碧澗”的道德景觀；竹通過“未出土時先有節”的生物特征，演繹出“直道而行”的處世準則，鄭板橋“一枝一葉總關情”的題畫詩，將植物關懷轉化為民本思想；菊以“寧可枝頭抱香死”的生命選擇，成就“淡泊明志”的人格象征。道家美學以“道法自然”為核心，認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梅蘭竹菊的自然屬性被視作“道”的具象化呈現，梅的寒冬綻放詮釋“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則——在極寒中孕育生機，契合《道德經》“柔弱勝剛強”的哲思。竹的中空結構，成為“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的物化模型，其生物特性暗合“致虛極，守靜篤”的修道要義。徐渭潑墨梅花枝干虬曲如蒼龍，以“寧拙毋巧”的筆法實踐“大巧若拙”殘缺之美的道學闡釋，殘荷、病梅、瘦竹等意象，皆成為道家“以不完美見證完美”的審美符號。中國古代文人將對美與美德的追求，巧妙投射于梅蘭竹菊的意象中，形成了獨特的審美體系。

　　從《詩經》“山有佳卉”的比興傳統，到文人畫的筆墨程式，再到美善合一的精神追求，梅蘭竹菊的文化意義構建出從自然觀察到精神修煉的完整鏈條，實現了“以美育德”的教化功能。當代語境下，我們倡樹“自律助人、孝老愛親、誠信利他、節儉綠色、共建共享”的新時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便是如竹之深扎根系于傳統厚土，似梅之破寒綻放于時代枝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將美的精神追求轉化為可觸、可感、可傳承的審美存在，形成“美善相濟”的生活藝術。

　　五曰仁義禮智信 

　　“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華傳統美德的基石。從孔子最初提出“仁、義、禮”的道德框架，到孟子加入“智”的維度，再到董仲舒注入“信”的追求，“五常”體系得以完善，成為先賢留予后人的為人處世之道、安身立命之本。

　　“仁”居五常之首。“仁”是會意字，從人從二，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體現互存、互助、互愛。《禮記》有云：“上下相親謂之仁。”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孟子講：“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儒家認為，仁就存在于內心之中，不是遙不可及的高尚情操，而是推己及人的生命自覺——凡事不能光想著自己，多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為別人考慮，做事為人為己，即為仁。

　　義的繁體字是“義”。“義”是會意字，從我從羊，含有群我關系，可認為令自己的言行符合群體的規范要求者，稱之為“義”。“義”體現著一種超乎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疇。孔子曾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將“義”作為自身取舍的準則來看待。孟子言稱，“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將“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時至今日，義然后取、見得思義、見義勇為等仍是我們道德修養的重要準則。

　　禮的繁體字是“禮”，“禮”是會意字，從示從豊，示、豊都與祭祀有關。“禮”最初始的意思就是舉行儀禮、祭神求福，引申出禮儀、禮節、禮法、禮俗等內涵。對于個人而言，禮是一種修養。孔子曾言：“不學禮，無以立。”對于國家而言，禮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行的工具。《禮記》有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荀子更是提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禮”對于中國人有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深刻影響。

　　智的古字是“知”，“知”是會意字，從矢從口，矢代表箭，指一個人說話、反應猶如弓箭一般，是聰明、思維敏捷的體現。《論語·憲問》記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將“知者不惑”作為君子所具有的基本美德之一。孟子認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這種是非的判斷能力，就是智的發端。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智”，從一種人之聰敏的評判提升為一種德性標準。

　　“信”是會意字，從人從言，言從人出，就是言而有信、誠而不欺。“信”被奉為人際相處的起碼準則。孔子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并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為規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信”也是治理國家的基本理念。《左傳》中說：“信，國之寶也。”唐代名相魏征說：“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作為五常的最后一塊拼圖，“信”支撐起了社會運行的隱形基礎，只有人人講信用，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社會生活才能正常運行并得以發展。

　　“仁、義、禮、智、信”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準則，早已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仁是推己及人的悲憫，義為堅守正道的擔當，禮作維系秩序的紐帶，智是明辨是非的洞見，信乃立身興業的根基。在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時代坐標上，“五常”恰似五弦古琴，既彈撥著古典清音，亦共鳴著數字時代的文明新曲，演奏出動人的中國之聲。

　　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粗淺梳理最耳熟能詳的幾個方面，拋磚引玉，意企喚起我們共同的道德記憶，倡導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傳統美德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推動美德傳承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