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民：論宋儒的新經學思潮
來源：中國孔子網作者： 2025-02-27 17:37
中國傳統學術的主體是儒學，儒學的根基是經學。中國傳統思想的轉型與發展，往往是通過經學的變革和轉型而完成的。近代經學家皮錫瑞將宋代的經學變革稱為“經學變古思潮”，這一經學“變古”實際上包括疑經思潮與新經學思潮。宋學的疑經思潮是為了否定和擺脫漢唐經學，宋學推動的新經學思潮使得宋學的經典體系與義理體系發生重大變革。
宋代疑經思潮興起
唐宋之際發生的歷史變革使士大夫群體越來越居于政治和文化的主體地位。宋代士大夫積極投入新政運動中，推動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科舉制度、財稅制度、軍政制度等一系列政令革新。作為文化主體，宋代士大夫批判漢唐經學的繁瑣和僵化，反對將經學歸結為章句訓詁、典章制度之學，迫切希望通過疑經思潮來擺脫漢唐經學，進而推動重建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
中唐之后，學術界的一些經學家開始倡導“舍傳求經”思想。北宋慶歷之際，士大夫群體中興起了一股疑傳思潮。宋儒疑經不是對圣人留下的經學元典的權威性提出懷疑，而主要是對漢唐經師解釋經典的注疏之學提出懷疑。宋儒懷疑漢唐經學涉及以下方面的問題：對漢唐經師解釋經典的注疏之學的價值意義的懷疑；對部分經傳本身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懷疑；對少數經學元典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懷疑。
具體而言，宋儒特別注意區別經學元典與后人對經典的解說，他們認為只有經學元典是“圣人之道”的直接表達，而漢唐經師留下的大量注疏無法正確傳達圣人之道，無法實現指導人們內在修身、外在經世的目標，往往衍化為一種支離繁瑣的無用學問。所以宋儒懷疑漢唐經師的經典解釋體系，認為這種繁瑣的知識體系完全背離經學的本意。
宋儒的懷疑對象也包括早期儒家的傳記之學。早期儒家在整理“六經”文本時，為它們作了大量解釋性的《傳》《記》《序》等。秦漢以后諸儒所述的傳記很多，其中出現了一些思想內容、語言形式不一的篇章，說明這些傳記可能不是圣人所書，而為后人竄入。宋儒認為不應該盲目相信漢儒整理的傳記文獻，而是可以對這些傳記的真偽提出懷疑。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率先提出“《系辭》以下非孔子作”的觀點，直接對向來被認為是孔子本人所作的《易傳》的真實性提出懷疑。他還撰有《毛詩本義》，對歷來被認為是子夏、毛公所作的大、小《詩序》提出懷疑。南宋鄭樵著有《詩辨妄》，將《詩序》指斥為“村野妄人”的作品，使向來受到尊崇的《詩序》受到貶抑。
宋儒還將懷疑對象擴大到經學元典本身。漢唐經師曾經推崇不可置疑的元典經文，但在歷史傳承過程中出現錯字漏字、殘簡斷篇、作者錯誤、時間倒錯甚至是偽經等情況，其真實性受到懷疑。《六經》之學歷經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元典文獻可能發生遺漏、錯亂等問題，使得漢唐經典體系出現以訛傳訛的可能性，而這些錯亂的經書不能正確表達圣人之道。所以宋儒對部分經文本身的真實性、完整性表示懷疑。如朱熹因為經典文獻的文體風格、語言表述的差異矛盾等，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
宋儒對漢唐經學的注疏之學提出質疑，進而對經學的傳記甚至元典本身提出質疑，從而推動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疑經思潮，這是宋學興起時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學術現象。朱熹總結宋學的疑經依據：“熹竊謂生于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途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可見，宋儒既可能以道德理性為依據來辨別經典的真偽，也會以知識理性為依據辨別經傳文本的真偽。在漢唐之時，學者們對經師的注疏都不敢稍作改動，更不用說對經文本身的懷疑和改動了。疑經思潮的出現，表明兩宋學術思想界希望突破漢唐注疏之學束縛的強烈要求，成為宋代學術重大變革的先聲。因此，宋學思潮既是一場批判漢唐經學、懷疑注疏經傳的疑古思潮，又是一場回歸經典、重建經學的新經學思潮，后者真正體現出宋儒經學的變革精神與根本目的。
宋學的經典體系重建
宋儒對漢唐經學的懷疑思潮，推動了儒家經典體系的重建。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原是漢唐經學的學術總結，但北宋慶歷以后，原來的經典體系受到疑經思潮的影響，宋代士大夫迫切希望通過重建新經學體系，強化儒學的政治功能與文化功能，從而推動宋學興起。
宋學新經典體系形成的第一個階段是王安石主持《三經新義》的重新訓釋。《三經新義》雖然部分傳承漢唐經學的經典體系，但已根據現實要求對經典體系作出重大調整，其目的在于建構與熙寧新政相契合的意識形態。為了達到統一思想的目標，由王安石主導的經義局得以設立，他們選擇能夠與新政結合的《詩》《書》《周禮》經典體系，拋棄漢唐章句而重新加以訓釋，體現出宋學新經學的特色。熙寧八年，《三經新義》修成，隨即頒行天下，作為學校統編教材和科舉考試標準。漢唐經學體系主要是以“先王之制”為核心，其主體內容是追溯三代典章制度的外王之學。而王安石希望將重新詮釋的《詩》《書》《周禮》與新政改革結合起來，其新經學是新外王之學。不過，隨著熙寧新政的失敗，道學派在反思的同時也否定了王安石功利主義新經學，使得道德心性的新經學逐漸成為宋學主流。
道學派成為重建內圣之道新經學的學術主體，他們發現漢唐經學體系已經不能承載儒家的價值信仰，也不足以應對佛老之學的挑戰，故而進一步提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地位，建立了理學化的《四書》學。因此，宋儒推動了以新內圣之道為核心的《四書》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使儒家核心經典由《五經》學轉變為《四書》學，新內圣之學的《四書》學的地位逐步提高。《四書》體系作為“學以成圣”的經典依據，逐漸演變發展成為儒家的核心經典。朱熹在建構《四書》經典體系的過程中，也指出《五經》在明理方面的缺陷：“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余，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在朱熹看來，由于《六經》本就殘缺，加之各經所體現的儒家義理各有所主而不能貫通，給學者探究義理造成極大困難。他們從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學派的一系列學術著作中，選擇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四書》，作為道學派重新展開經典詮釋的主要對象。這一點，朱熹作了明確說明，“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以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后更看《詩》《書》《禮》《樂》”。這樣，《四書》學的地位高于《五經》學。
宋儒特別重視《四書》的新經典體系，將自己的思想觀念、文化理想建立在以儒家經典特別是以《四書》為依據的新經典體系的基礎之上。特別是朱熹在重新整理和詮釋《四書》時，已經將其建構成一個有機的經典整體，“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熹的基本思路即以《大學》中的格、致、正、誠、修、齊、治、平八條目為基本構架與線索，再通過研習《論語》《孟子》《中庸》，從不同方面下功夫，從廣度和深度上達到對儒學義理的把握。可以說，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才是宋學新經典體系完成的標志。
宋學的義理體系重建
從中唐到北宋，經學開始由漢學向宋學轉變，經學解釋方法由章句訓詁轉為義理詮釋。宋學作為一種重建儒家內圣外王之道的學術思潮，其義理之學往往呈現多元狀態。在宋學多元學統中，以外王之道為主的義理之學和以內圣之道為主的義理之學是其兩種基本類型。前者以王安石荊公新學為代表，還包括李覯的盱江學統、陳亮葉適的浙東學統；后者以朱熹的閩學學統為代表，還包括北宋五子、南宋湖湘學統。這兩種義理之學的類型，其依據的經典體系不同，其義理建構的學術旨趣與理論構架有很大區別。如前所述，熙寧新政失敗后，王安石外王功利之學受到道學派的嚴厲批判和抵制，崇尚內圣之學的道學派更加重視《四書》學，他們將自己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修身工夫的追求，與《四書》的經典體系與義理詮釋結合起來，使宋學的義理之學歸宗于內圣之學為主導的《四書》學。特別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完成后，內圣之學的《四書》學更是占據宋代新經學的主導地位。宋代道學派以《四書》為依據建構的義理體系，明顯具有一些新的思想特點。
宋儒通過新經典體系即《四書》學的建構，回歸與漢唐經學的周孔之道有差別的孔孟之道，完成了以早期儒家諸子為思想主體的儒學重建。宋儒希望恢復早期儒家“天下有道”的道德理想，重新確立一種以道德心性為核心思想的內圣之學。宋代士大夫認為，漢唐以來出現了圣與王、德與位、政與教的分離，宋儒仍然面臨孔子所說的“天下無道”局面，他們不得不選擇和詮釋《四書》學，以全面復興代表儒家價值核心的內圣之道。宋儒在肯定《六經》道統脈絡的前提下，進一步強調儒家士人的《四書》學在傳承三代先王之道方面的道統論意義。宋儒將代表士人道統的《四書》提升為儒家核心經典，其實是為了強調儒家士人在后世道統譜系中的特殊地位。春秋戰國以來，儒家士人有道而無位，所以宋儒以《四書》建構道統論，更加強調儒家士大夫在道統傳承方面的主體地位，強調文化主體的士大夫能夠在中國政教文明形態中，實現內圣對外王、教對治、道德對政治的主導作用，最終重新實現內圣與外王的合一。
此外，受到佛老思想的挑戰，宋儒重新詮釋的《四書》義理之學其實是一個重新建構“性與天道”的新義理體系。佛老之學緣起于一種生命的憂患，唐宋之際，諸多儒家學者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佛老之道作為化解生命憂患的精神解脫之道，對他們產生強烈的思想吸引力與精神誘惑力。宋儒將佛老之道的思想觀念吸收到儒學中，重建不同于漢唐經學的新經學，以回應佛老之學的挑戰。宋儒十分重視《四書》學中關于生命憂患的思想資源，希望建構“孔顏之樂”“圣賢氣象”的義理之學。宋儒從《四書》記載的士君子之學中，探討如何“教心下快活”，即他們津津樂道的“孔顏之樂”“圣賢氣象”的精神超越。宋儒在確立早期儒家孔顏之樂的基礎上，又大量吸收佛老之學的哲學思辨、精神境界與修煉方法，引導儒家士大夫超越個人憂、苦、煩、悶的消極情緒，使自己對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凈，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宋儒以《四書》學為思想資源，建構了化解生命憂患的新義理之學。這一超越生命憂患的學說就是宋儒的內圣之道，當一個人體認到“吾性”即是“天理”，既可能化解他的“家國憂患”，又可以化解他的“生命憂患”。
宋學是一種不同于漢唐經學的新經學形態，其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并取代漢唐經學的學術地位，是建立在有破有立的基礎之上。宋學的“破”，即宋儒首先對漢唐經師的章句訓詁之學展開懷疑，進一步發展到對經典傳記甚至經典本身的懷疑，從而動搖漢唐經學的至尊地位。宋儒的“立”，即建構新的經典體系，通過重新詮釋這些經典而建構新的義理體系，從而完成新經學的建立。
（作者：朱漢民，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首席專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