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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中國農民，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勤勞、淳樸、善良、堅忍……不管印象多好，可能你都不會將其與“文化”二字直接掛鉤。

　　這其實是一種刻板印象！不信？請看——

　　“大衣哥”“草帽姐”等大量農民歌手活躍于城鄉舞臺，用歌聲唱出中國農民的自信；

　　以西海固農民作家群為代表的農民作家們，用拿鋤頭的手寫下動人的詩篇；

　　四川農村姑娘李子柒，更是用短視頻讓全世界看到中國鄉村生活精雕細琢的美……

　　這些鄉村文化能人的故事正是當下中國鄉村文化振興的生動寫照。

　　送文化：滿足農民基本文化需求

　　上述中國農民的文化故事是近些年才發生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農村文盲率高達95%以上，很多農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文化藝術于他們而言更是奢侈品。

　　早在100年前，李大釗就說過，“要建設光明的農村，農民就一定要有文化”。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僅有896個群眾文化機構，且多位于大中城市，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和服務力量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這決定了只能采用自上而下“送文化”的方式為農村群眾提供文化服務。著名的烏蘭牧騎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不漏掉一個蒙古包，不落下一個農牧民”，烏蘭牧騎隊員們趕著馬車，輾轉于戈壁、大漠、草原，以天為幕布、以地為舞臺，用“送文化”的方式來滿足農牧民的基本文化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取得長足進展，1978年末全國共有群眾文化機構6893個，2024年末增長到4.4萬個。“送戲下鄉”“送電影下鄉”“送圖書下鄉”等文化惠民活動得以大面積開展。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兒時觀看露天電影的場景：每當村里的“大喇叭”里傳出要放映電影的消息，整個村子都為之沸騰，孩子們隨便扒拉兩下碗里的飯，便早早地奔向放映場地，搶占最佳位置。大人們則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談論著即將來到的電影，仿佛在期待一場盛大的節日。夜幕降臨，露天電影場地上，一束光劃破黑暗，投射在白色的幕布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眼睛直直地盯著幕布，生怕漏掉一幀畫面……

　　這熟悉的場景，承載著幾代人的記憶，也見證著鄉村文化的變遷。如今，農村放電影已從稀奇變平常，很多地方從過去的“一村一年一場電影”提升至“一村一月一場電影”。截至2024年，全國共有開展電影公益放映的放映隊4.3萬個。2024年，全國共開展電影公益放映821萬場，觀影人次約4.32億。

　　種文化：培育鄉村文化內生動力

　　富而思文，富而思樂。物質生活改善后，農村群眾求知、求樂、求美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送文化”雖然越搞越紅火，但畢竟不能天天“送”，從長遠看，“種文化”才是根本之舉。

　　2011年6月，中國交響樂團把交響樂送到了重慶市南岸區北斗村，可每年只能去一兩次，村民們總覺得不過癮。“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讓當地百姓不僅能欣賞交響樂，還能演奏交響樂！”在國交的支持下，北斗村成立了一支農民管樂隊。

　　樂隊剛開始只有7人，在國交老師的幫助下，樂隊隊員從五線譜學起，開始了他們的音樂之旅。如今，這支農民管樂隊已發展到30余人，成員涵蓋老中青三代。樂隊最初完全不著調，可如今已掌握30余首經典曲目的演奏技巧，并登上國家大劇院的舞臺。不僅如此，北斗村農民管樂隊還創新“吹、唱、講、演”宣講模式，將政策解讀與文藝表演深度融合，實現了“放下鋤頭就能演奏，站上舞臺就能宣講”。

　　北斗村農民管樂隊用十幾年的實踐證明：在鄉村播下一粒文化的種子，經年以后會長成參天大樹，開出一樹繁花。

　　當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已進入新階段。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從“送文化”邁向“種文化”，已成為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必然之舉。

　　中國兒童藝術劇院讓河南光山鄉村的孩子當主角，幫助當地創排了《少年司馬光》《燈火》《兔兒爺》等多部兒童劇，并在當地開設戲劇教育工作坊，把兒童劇的種子播撒在了鄉村的土地上；中央民族樂團發起“山河國樂”公益活動，每周二進行公益演奏及教學直播，免費向偏遠山區的孩子教授民樂，孩子們成為民樂傳承者……從“送文化”到“種文化”，一字之差，農民從文化的旁觀者變為文化的參與者，單向的文化服務也變成雙向的文化互動，這不僅厚植了鄉村文化土壤，也增強了鄉村文化的內生動力。

　　創文化：農民成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角

　　近日，一位名為“房主任”的50歲農村大姐因表演脫口秀而走紅。這位只讀到初二的農村大姐，一次偶然的機會，去看脫口秀表演，被女演員邀請互動，她拿起話筒便“侃”起來，其幽默的語言風格深受觀眾歡迎。

　　有人稱贊“房主任”擁有天生的才華。與才華相比，她那種勇敢表達、主動創造的勇氣更令人感慨。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農民始終“面朝黃土背朝天，手把青秧插滿田”，而在文化表達上卻屬于“沉默的大多數”。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也是鄉村文化創造和實踐的主體，如果他們不站到舞臺中央，鄉村文化振興便無從談起。

　　我們欣喜地看到，像“房主任”一樣主動表達自我、參與文化創造的農村群眾越來越多。57歲的果農“霞姐”在蘋果園里一邊直播，一邊用英文推銷自家蘋果；“農民詩人”呂玉霞以筆為犁，用詩歌、散文記錄鄉村變遷；熱愛書法的農民工延大海，走到哪寫到哪，并以此抵達自己的“詩和遠方”……他們自信、陽光、樂觀，身上完全沒有老一輩中國農民的那種膽怯羞澀，展現出新時代中國農民的精氣神。

　　如果說“送文化”時的中國農民像襁褓中的嬰兒，需要不斷吸吮乳汁才能成長，那“種文化”時的中國農民就像蹣跚學步的孩子，時不時需要外人攙扶一下。如今，進入“創文化”階段，中國農民已漸漸長成健壯小伙，他們開始在鄉村文化振興中扮演起主要角色。

　　浙江衢州柯城余東村的農民畫遠近聞名，全村800多人中有300多人從事畫畫相關的事業。曾有一段時間，外界對農民畫不看好，認為“既不能賺錢，又費筆墨紙張，還會耽誤田里的活計”。但村民們有自己的想法：農民畫是村里的特色，也是村子文脈的載體，絕不能丟；為了貼近現代人的審美，農民畫的題材和內容應與時俱進。

　　如今，余東村不僅農民畫越賣越好，還開發出餐具、襯衫、手提包、絲巾、手機殼、筆記本等多種印有農民畫圖案的衍生產品，形成了一條“農民畫+”的產業鏈，為當地鄉村振興注入了新動力。很多村民從“傳統農民”成功轉型為“農民畫家”，這些托舉起鄉村文化的農民是不同以往的農民，他們參與創造的也是不同以往的鄉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