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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談到孔子，都稱之為“圣人”，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圣”，是“至圣”，孔子之后的“孟子”，只能叫“亞圣”。孔子的“圣人”稱號是怎么來的呢？

　　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國際儒學(xué)院常務(wù)副院長所著《中國儒學(xué)講稿》一書認(rèn)為：第一個用“至圣”這個詞稱呼孔子的人，是史學(xué)家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卷四十七?世家第十七孔子》中說：“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dāng)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xué)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用“至圣”表明孔子是最高的圣人，因此將他放在世家之列。

　　司馬遷稱呼孔子為“至圣”之后，孔子“圣”的封謚不斷出現(xiàn)。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封孔子為“文圣尼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封“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定孔子謚號為“至圣先師”，清代順治帝時定孔子謚號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2000多年中，不斷改朝換代，但一直奉儒家思想為道統(tǒng)，孔子“至圣”地位沒有動搖。

　　司馬遷認(rèn)識到孔子思想的價值，給予孔子至高地位，發(fā)明“至圣”一詞，這需要從時代環(huán)境因素來分析，其中也離不開司馬遷個人的獨具慧眼。

　　從時代因素來說，司馬遷生活的西漢漢武帝時期，已經(jīng)形成對儒家思想的尊崇。漢武帝劉徹（前156年-前87年）剛繼位就表現(xiàn)出崇儒的意向，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光元年)，漢武帝2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儒家思想的至尊地位開始確立，西漢初期主要以道家思想為主的黃老治國思想逐漸退隱，孔子作為儒家學(xué)派的開創(chuàng)者，地位尊貴。

　　當(dāng)然，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很多人認(rèn)識到孔子思想的價值。孔子去世，魯哀公表示哀悼，弟子皆服喪三年，其中子貢建廬守墓六年。弟子與魯國人到墓旁有百余家，并形成一個孔里村。200多年后，漢朝創(chuàng)立者劉邦經(jīng)過魯國，以“太牢祠焉”的最高祭禮來祭祀孔子。諸侯卿相經(jīng)常到此先拜謁孔子，然后赴任從政。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與國家走向強盛之后對“秩序感”的需求息息相關(guān)，而經(jīng)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適應(yīng)了時代需要。漢朝在漢武帝時期日益強盛，通過一系列戰(zhàn)爭“所辟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使中國“千萬年皆食其利”。早期儒家禮樂制度的合理性缺少自然法則的支持，董仲舒以天道論人道，推出君主需“法天之行”，順天行道。

　　司馬遷尊崇孔子，離不開這種時代環(huán)境背景，但稱呼孔子為“至圣”，更是司馬遷獨具慧眼的判斷和概括，他從內(nèi)心認(rèn)同儒家思想。

　　司馬遷獨立不移的修史意志，和儒家思想一脈相承。一般認(rèn)為，司馬遷是為李陵仗義執(zhí)言引來腐刑之禍，其實這只是悲劇的導(dǎo)火索，東漢學(xué)者衛(wèi)宏在《漢舊儀注》中講：“司馬遷作景帝本紀(jì)，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腐刑不但摧殘人的身體和精神，對人格也是極大地侮辱。受刑后的司馬遷曾想通過自殺來解脫，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但是因為父親的托付還未完成，司馬遷在經(jīng)過痛苦的掙扎后，最終創(chuàng)作完成了宏篇巨著《史記》。

　　可以看出，司馬遷秉筆直書和忍辱負(fù)重的品格，和孔子的“篤行”很有相似之處。孔子一生，艱難困苦不斷，但始終信仰堅定，百折不撓，致力于傳播自己的學(xué)說。司馬遷寫孔子世家，洋洋一萬多字，這一方面反映出他熟稔孔子舊事，一方面也說明司馬遷對孔子的重視和認(rèn)同。

　　司馬遷矢志完成《史記》，就是做好一個史官的分內(nèi)之事，其中包括對帝王的“全面客觀描述”。在《史記》漢武帝本紀(jì)的寫作中，司馬遷不但寫了漢武帝的文治武功，也記述了其荒唐的一面。漢武帝是國家富強的一代雄主，但也有“不問蒼生問鬼神”的一面，執(zhí)政期間對神仙之道十分癡迷，這種癡迷后來更衍生出追求長生的功利目的，甚至在他去世前兩年的67歲（公元前89年）時，還親自從山東出海尋仙。

　　司馬遷對漢武帝的這種客觀陳述，也很容易想到孟子告齊宣王的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正史中，記錄司馬遷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后，再也沒有了有關(guān)他的記載，因為漢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一般認(rèn)為，司馬遷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當(dāng)朝史官寫當(dāng)朝皇帝不避其短，體現(xiàn)了一位史官的骨氣，這和儒家思想要求的“勇、毅”精神完全一致。

　　還有一點能體現(xiàn)司馬遷“獨立不移”品格的，是司馬遷與父親司馬談欣賞的道家思想保持了距離，而是主動尊崇儒家思想。

　　《史記》草創(chuàng)于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臨終時托付給自己的兒子，所以《史記》一書是司馬氏父子兩代人的精力和智慧的結(jié)晶。司馬談辭世時曾對司馬遷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從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即叮囑司馬遷繼承他的事業(yè)，寫好史書。

　　司馬談曾著《論六家要旨》評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家學(xué)派，闡述其各自優(yōu)劣點，他對陰陽﹑儒﹑墨﹑名﹑法都有批評，唯獨對道家十分肯定，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將孔子列為“世家”，并對孔子冠以“至圣”之大譽，而將老子、莊子、管子、晏子、孫武等和孔子弟子一起寫入“列傳”部分，說明了他的思想傾向。他和孔子“心有戚戚焉”，他在《史記卷四十七?世家第十七孔子》中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í)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這是司馬遷發(fā)自心靈深處的尊崇。

　　因此，孔子成為“至圣”，離不開司馬遷的“神”助攻，神，精神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