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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1907年拍攝的武梁祠兩座石闕

愛德華·沙畹

　　初識武梁祠：1891年的山東之行

　　1891年春，26歲的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站在嘉祥縣紫云山腳下，眼前是一座歷經千年風雨的漢代石祠——武梁祠。這是他第一次實地考察這座在中國金石學界久負盛名的漢代祠堂。

　　宋代文豪歐陽修曾收藏了一張武梁祠出土的武班碑銘拓片，1064年5月8日，他特為這張拓片撰寫了一篇短文，感嘆碑銘字畫殘泐，推斷此碑立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宋代金石學家、藏書家趙明誠也致力于武梁祠研究，是最先提到武氏家族石祠的金石學家。他解讀武班碑銘，憑借這些文字描述，大致了解了武班的一生。除此之外，他還把石闕銘文辨認出來，并將銘文全部抄錄下來。趙明誠注意到武氏家族在任城一帶有好幾座墓冢。他收藏有武開明碑銘拓片，也正因如此，后人才能看到武開明碑銘的片段。

　　沙畹身著長衫，手持毛筆與拓紙，與助手一同測量、繪圖、拓印。他對石刻上的畫像與銘文如數家珍，一邊記錄，一邊與當地碑賈攀談，試圖還原這些石刻的原貌與流傳脈絡。

　　沙畹為何如此癡迷武梁祠？這要從他與中華文化的淵源談起。

　　沙畹生于1865年，1918年去世，活了五十三歲。他祖籍是法國和瑞士交界的上薩瓦地區。沙畹的爺爺因信仰問題被迫遷居到瑞士，沙畹實際上從小是在瑞士長大的。他的母親大概在他出生一個月后就去世了，父親再婚，之后又生了八個子女。

　　沙畹中學時回到了法國，他父親后來在里昂做工程師，他就在里昂讀了初中、高中，后考入法國文科的頂尖學校——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他在巴黎高師學的是哲學，當時的校長很快就注意到沙畹的才華，他認為那個時候整個研究方向在向東方轉移，就建議沙畹去學點兒東方的語言，所以沙畹當時就在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同時在法蘭西公學院旁聽德里文侯爵講的漢學講座。

　　沙畹學漢字的入門工具書，不是當時國內較流行的《說文解字》，而是便于在西方拼音文字語境中學習漢語的明代分韻類書《五車韻瑞》。沙畹從小學入手的研究方法，明顯受乾嘉學派影響，但沙畹更進一步，把所利用素材范圍拓展到滿、蒙、藏等少數民族語文。

　　沙畹大學畢業的論文是研究康德自然哲學，而且他非常希望進一步研究中國哲學，他去東方語言學校咨詢老師考迪。考迪回復說，經學研究已經有人了，而且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你還不如去看看歷史，中國歷史現在還是個薄弱環節。沙畹記在心里，但還是有些許猶豫。

　　從文獻到田野：翻譯《史記》與實地印證

　　1889年，沙畹大學畢業以后，因為他學了一點兒中文，經過老校長的舉薦，在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得到了一個隨員的差事。所謂隨員就是沒有固定的工作，當翻譯，整理一些資料，這為他閱讀創造了大量的時間。1889年7月12日沙畹到達北京。一到就給考迪寫信，說起初對自己的工作有些猶豫，看了《禮記》，但是翻譯這本書的難度太大，只好放棄；退而研究司馬遷，就是覺得稍微容易一點兒，打算先翻譯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從神農直到漢朝，也就是本紀。接觸司馬遷后，他便入迷了，翻譯的第一篇是《封禪書》。他在北京的四年已經完成《史記》翻譯的第一稿，而且在1890年發表了《封禪書》的第一個譯本，是單行本。

　　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證《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此行還促成了他對泰山祭祀活動和民間信仰的通盤研究，最后寫成了《泰山：中國的一種祭祀志稿》一書；同時他在泰安碑賈手中買到武梁祠、孝堂山、劉家村的畫像石和碑刻，構成了他另一本書的主要素材，即《中國兩漢石刻》。

　　在沙畹藏書中，有“獅城”“博士”“中文教習”“沙畹”“滋蘭”等印章。當外國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從理解變成癡迷時，就開始像中國文化人那樣讀書。沙畹的名字章藏著不少研究線索。沙畹是音譯，為什么用田字旁的“畹”？沙畹藏書里“滋蘭”印章可以給出注解。

　　“滋蘭”出自《楚辭·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這句話在中國文化語境里，經常被用作贊揚老師培養了很多好學生。沙畹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中文教師、漢學教授，因此他用‘滋蘭’‘沙畹’來表達這個意思。”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說。

　　沙畹從《史記》入手時，越發感覺理解這部“史家之絕唱”，不能僅靠書齋中的訓詁與校勘，還需走進漢代遺跡，用實物印證文字。

　　此時，武梁祠便進入他的視野。武梁祠漢畫像石可以說是后世梳理文化脈絡，勘正經史的重要線索。武梁祠保存著漢畫像題材中唯一的一幅遠古帝王圖，十一位古代君王，伏羲、女媧、祝融、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和夏桀，按照時間順序依次亮相，上古帝王款款而來。人類始祖伏羲、女媧手持規矩，創立了世間法則，給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教會人類使用火，自此人類吃上熟食。神農遍嘗百草，教會人類耕作。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宮宅”，從某種意義上說，自此人類進入了文明時代。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舜“耕于歷山，外養三年”。圖像配以簡潔的榜題文字和寥寥幾幅畫面，便囊括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整幅畫像，就是《史記·五帝本紀》的縮寫版，與《史記》圖文互證。

　　由此，沙畹自發走向武梁祠。他將畫像石上的銘文與史書對照，試圖還原漢代祭祀制度與思想觀念。他注意到，武梁祠的銘文不僅記載了墓主生平，還包含大量典章制度與儒家倫理，是研究漢代社會結構的重要材料。

　　重訪武梁祠：追隨司馬遷的學術傳統

　　1907年7月，沙畹再次踏上嘉祥縣的土地，重訪武梁祠。此時，他已是一位享譽歐洲的漢學大家，但面對石刻，仍如初見般虔誠。

　　“7月5日下午和7月6日上午，我又把在十六年前看過的武梁祠石刻畫仔細研究了一遍，不過7月5日那天，天公不作美，上午一直在下雨，而且雨下得特別大，但我還是對兩座石闕做了完整的拓片，在文物市場上看到的拓片僅展現石闕的一面。此外，在西闕前不遠處，我看到一塊畫像石上三面都鐫刻著圖像，于是便把圖像拓制了下來。”沙畹如此記錄。

　　由于前次考察條件所限，沙畹僅能依靠手繪示意圖記錄圖像。此次，他帶來了便攜式照相設備，決定用科學圖像完整再現武梁祠的原貌。

　　除了留下珍貴的影像，沙畹還拓下武梁祠大部分的畫像石，并進行了細致的解讀。如在河伯出行圖中，他寫道：“在此我們似乎來到了水的王國。在兩條大魚拉的車里端坐著一個大人物，他手里拿著一個‘符’，身后是御者；一人站在車后，另一人跪在車前，兩人手里都捧著笏板。在這幾個人物四周，各式各樣的水生動物排成隊列，朝一個方向游動，其中有青蛙、烏龜、水鼠、魚等，這些水生動物拿著長矛、戟、利劍和盾；還有人騎在魚背上，另有一些奇怪的生物，長著魚身青蛙頭或魚身人面；還有四爪龍、帶翅蛇尾小精靈；左邊涌出一股股巨大的浪潮，一群群魚在游動。”

　　接著，沙畹給出自己的結論：坐在車里的神話人物就是家喻戶曉的黃河水神河伯。劉向在《說苑》里這樣寫道：“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

　　沙畹不僅關注圖像本身，還詳細記錄石刻所處環境、建筑結構與流傳過程。他特別指出，武梁祠雖已毀，但石闕仍立于墓地神道入口，是研究漢代墓葬制度與空間布局的重要依據。

　　1909年，沙畹將考察所得照片整理成書，其中武梁祠圖像占據重要篇幅。他指出，武梁祠畫像石不僅具有藝術價值，更是研究漢代宗教、政治與社會思想的重要資料。他特別強調，這些石刻所展現的神話與歷史場景，是中國藝術最古老的紀念碑之一，與亞述浮雕風格有密切聯系。

　　沙畹繼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馬遷所“踐行”的學術傳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把實地的田野考察和書房里的潛心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研究的過程中，同時實地進行調查。與同時代中國金石學家“訪碑錄式”專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實地調查依托于現代學術的考古學方法，不僅對碑刻本身做詳細的測量和記錄，同時對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邊環境等做仔細的考察和分析。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術和資金上的支持，沙畹的《華北考古記》最終成為劃時代的學術豐碑，他本人也由此成為漢學研究的一代大師。

　　沙畹用腳步丈量中國大地，用鏡頭記錄漢代遺跡，用譯筆溝通中西文明。他不是文化的旁觀者，而是真正的參與者。他與武梁祠的緣分，不僅是一段學術旅程的見證，更是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承。正所謂，西儒觀武梁，漢畫復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