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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協同發力，打牢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深入發掘并創造性轉化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可以為提升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啟發。概括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的治理智慧，體現為修身立世的和合遵循、崇禮互讓的秩序維系、德法并施的治國方略，三者貫通交融，為探索符合國情的善治之道提供了源頭活水與歷史鏡鑒。

　　個體秉承以和為貴，恪守立身準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來進行基因測序。”“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實生物”的和合思維、“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和氣生財”的經商智慧等，體現著個體獨立人格與社會整體和諧之間的辯證統一，不僅指導家庭內部、鄰里關系，也深刻影響地方治理方式，蘊藏著社會治理的柔性智慧。對于個體內在涵養而言，以和為貴體現為“君子和而不同”的處世哲學，代表一種不偏不倚又包容大度的為人之道。個體將“和”的理念內化于心，涵養包容謙遜的道德情操；外化于行，確立尊重差異、理性溝通的行為準則。歷史上，以和為貴理念通過鄉規民約、宗族調解等形式落地生根。例如，明代鄉約中的“四勸四懲”，勸善懲惡，重在預防沖突，引導社會和諧。這種基層規范體系，通過文化認同和群體壓力實現社會秩序的柔性穩定，對于今天的基層社會治理仍具有啟示意義。

　　社會崇尚禮讓互敬，遵循交往規范。在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中國古代社會，“禮”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更是社會交往與沖突解決的重要規范。《論語》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即通過“禮”的儀式化、制度化，將倫理要求延伸至公共領域，構建起“家國同構”下的普遍行為準則，促進個體在既定行為規范與角色期待下調整自身言行，以“克己復禮”的主動選擇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體現為在利益沖突中能夠以禮相待、主動退讓。宋代鄉約制度是以禮自治的典型體現。《呂氏鄉約》提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倡導鄉民以禮相待、寬容忍讓，遇事優先調解，自覺維護鄰里和睦。六尺巷故事的核心在于鄰里之間在利益沖突中能夠以禮相待、以讓為賢，這種寬容寬厚精神不是軟弱妥協，而是基于禮法認知之上的自我管理、自我協調，是基層治理中促進社會和諧的智慧體現。

　　治國施行德法兼濟，傳承安邦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德法共治的治理哲學，其核心要義在于，道德教化滋養社會共同價值，涵育向善風尚；法律制度則明確行為邊界，樹立剛性權威。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筑牢國家治理基石。縱觀歷史演進，從漢代確立“引禮入法、禮法結合”的立法原則，到《唐律疏議》明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治理宗旨，這種治理模式通過道德教化提升社會自律水平，通過法律規制和矯正失范行為，有效維系社會秩序與國家穩定。深入挖掘并創新發展德法共治理念，能夠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文化底蘊，彰顯“中國之治”的獨特優勢與強大生命力。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體現為治理手段的革新、治理結構的優化，也體現為治理理念的升華。社會治理，難在末梢。面對基層社會治理新局面，需要以深厚的文化認同作為“黏合劑”，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作用，在潛移默化中規范社會行為，提升社會成員對治理規則的內生認同，建立剛柔相濟的社會治理新生態。

　　以文化人，筑牢社會治理的價值根基。《周易》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闡明了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引領發展的深沉力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治理智慧可以形塑公眾共同心理認知。社會治理的本質是人的治理，面對日益多元的利益訴求，實現基層善治，關鍵在于深耕傳統文化沃土，發揮聚合作用，激活傳統治理智慧。為此，應以“修齊治平”“以德化人”“知行合一”等道德觀念啟示社會成員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推動治理要求從外在約束升華為內在認同與自覺行動，使優秀傳統文化真正轉化為行為習慣與價值共識。可以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等平臺，弘揚仁愛、誠信、和諧等理念，春風化雨般滋潤心靈、淳厚民風，構筑共有精神家園。通過持續的文化浸潤，為多元主體參與治理奠定深層文化心理基礎，使“和”的理念從歷史記憶升華為普遍認同的現代倫理。

　　以德潤心，提升社會治理的道德支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社會治理中，提升群眾道德素養是增強治理效能、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路徑。一方面，加強中華傳統美德的價值感召。中華傳統美德凝結著“仁愛孝悌”“克己奉公”“誠信友善”等價值理念。應通過生活化敘事，以故事為媒介、情感為橋梁開展社區宣講，將抽象的傳統美德具象化為群眾可感知、可踐行的生活場景。廣泛開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好人好事評選活動，讓榜樣可親可學，讓美德可感可及。另一方面，推動道德規范與治理制度深度融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結合地域文化特色，制定符合時代精神的新鄉規民約、村規家訓，形成易于接受的道德體系。在公共決策、處理民事案件等基層公共事務中堅持情理法交融，既維護法律權威，又借助道德輿論疏導矛盾根源，形成德治滋養法治、法治保障德治的良性循環。

　　剛柔并濟，夯實社會治理的制度保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新征程上，應構建道德與法律協同發力、相得益彰的社會治理體系。頂層設計層面，強化制度供給。全面落實《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與《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將“和諧”“誠信”等價值觀要求轉化為法律規范，并在立法中充分彰顯公序良俗原則。制度實踐層面，構建雙向互動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方面，將孝親敬老、志愿服務等善行納入社會信用記錄并配套政策激勵，形成崇尚美德、恪守公德的社會導向。另一方面，對失范行為依法適用治安管理處罰，同時建立適配的輿論監督、行業限制等社會性約束機制，凝聚“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治理合力。治理效能層面，深入踐行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善于運用道德力量疏導情緒、調節溝通，注重發揮德治在矛盾化解前端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暢通司法程序，實現柔性調解與剛性司法的有效銜接，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的獨特優勢和強大效能。

　　（作者：蓋逸馨，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