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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對“敬”就有論述，如《周易》有：“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的記載。所謂的“敬義立”，說的是以敬德立身，以義理處事，也就是一種自覺的敬德精神。在此，“敬”是一種出于人自我所產生的內在警惕性。主敬者以認真、謹慎的態度待人處事。所以，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中說：“周人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照察、指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正是中國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現。”

　　一

　　宋代，“敬”被理學家們視為人格理想化的重要實踐工夫。在理學家中，程頤是最早推崇“敬”工夫的，并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的思想。他發揮《周易》的“敬義立而德不孤”之義，與孔子“下學上達”說結合，提出：“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在這里，“敬”是務內的心性涵養工夫，“義”是務外的格物致知工夫。對“敬”與“義”的關系，程頤說：“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這種“持己之道”的“敬”，其積極作用在涵養人內心的道德情操及道德意志。朱熹對程頤“敬義夾持”作了進一步的闡發，成為朱子理學中的“敬”學思想。

　　朱熹在心性修養工夫上，開始是從主體體驗“未發求中”的方法切入。他在《答何叔京》書中說：“昔聞之師，以為當于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在“莫測其所謂”的情況下，朱熹將未發已發問題的著重點放在對“心”的考察上。他在“中和新說”中認為，心有體用，未發之“性”為體，已發之“情”為用。性是未發，情為已發，心通貫未發已發，即心統性情。這是他對中和問題的一種新認識。“未發已發”的中和說在朱熹處，發展為解釋人心之正和辨明性情之德的新說。

　　通過對中和問題的分析，朱熹自覺到心在遇外物而感發前須做平時的涵養工夫。他認為，心之感物應物是否中節，不在已發時的察識工夫，其關鍵在于平日對“敬”的涵養之功。因此，他提出“涵養察識，用敬致知，用敬貫未發已發”的思想。“敬”既是內在的，又是外在的。“敬”的這種內在的道德覺悟又必發為外在的道德行為，是貫通于人的內在心性與外在的人生踐履。

　　二

　　對于“敬”的內涵，朱熹認為：敬是“主一無適”。他在《經筵講義》中說：“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致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他認為，“主一”，只是專一，心無旁騖，專心致志；“無適”就是“不走作”，心不追逐外物，不為外物引誘。在朱子看來，敬只是一心主于此事，也是一心主于此理。因為心只在一事上，自然能見此一事之理。

　　“敬”是收斂和專一。朱熹在《大學或問》中說：“敬莫把做一件事來，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敬，只是隨事專一、謹畏，是不放逸。”所謂“不放逸”，即“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見敬”。而“專一不放逸”是說持敬者內心高度自覺的精神狀態。換言之，“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心能以高度的精神狀態自覺自主，意味著“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于天理燦然”。有湛然之心，則能在清明專一的理性認識作用中，通透燦然之理。這是朱熹論“敬”的目的所在。朱熹認為，“敬”除收斂專一外，“敬”還須隨事檢點。他在《答潘恭叔》時說：“學問根本在日用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這里所說的“念念省察”，就是隨事檢點，每事檢點不放過，即朱熹所謂“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是貫動靜。朱熹在《答寥子晦》中說：“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又說：“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他認為，“敬”貫動靜，是參日用的踐仁之方。此外，朱熹還認為“敬只是一個畏字”。他說：“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后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在朱熹看來，敬是時刻收斂身心，使內心保持一種敬畏的狀態。這種敬畏表現出一種工夫氣象。

　　對于“敬”之工夫，朱熹在《答張欽夫》中說：“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業固已立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這是說，未發之前，敬立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敬行于省察之間。無論靜時動時、未發已發，皆須有敬以貫之。此為朱熹所認為的“敬”之工夫。朱熹還認為，順“察識于已發”往前推進一步，即是“致知格物以窮理”。所以，持敬之心不僅有助于具意向性的認識作用，也就是心的持敬工夫為格物致知的必備工夫。而且，持敬工夫亦系涵養積蓄所窮得之理，以待感物應發時能促使行為循理而行。

　　朱熹認為，由未發到已發之循理中節，應當由靜坐以持敬，持敬時涵養理，敬貫動靜，所窮的理方能致用于行為的規范。對此，朱熹說：“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敬’字……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可見，朱熹是以靜坐持敬來深化程頤的“敬義夾持”說。于是，涵養察識，用敬致知，用敬貞定所知之理，用敬貫未發已發，成為朱子“敬”學的重要內容。

　　在朱熹看來，“敬”所以能貫動靜，蓋“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又常行于省察之間。”這就是說，“敬”在未發存養時，是內在的；在已發省察時是外在的。實際上，“敬”作為一種內在的道德自覺，又必發為外在的道德行為，是內外統一的。因此，朱熹所說的“敬”，并非僅僅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感悟，而是貫通了人的內在心性和外在的人生踐履。可見，“敬”是“一以貫之”的持守工夫。

　　三

　　在個人的道德修養過程中，朱熹認為首先要在“敬”字上下工夫，時刻省察自己的行為。他說：“‘敬’字工夫，乃是圣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這就將“敬”之工夫提升到圣門第一義，存養之要法的高度。

　　朱熹把“敬”工夫作為道德主體自覺性、主動性的一種方法。在《答方子實》書中，他說：“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慢，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在此，朱熹是要求人時刻收斂身心，使之端莊嚴謹，即人的實際行為要符合某種規范。就此而言，“敬”之工夫不僅是隨事而行，也應當是隨處而行。這也就是朱熹在《答呂子約》時所說的“無事時敬在里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在朱熹看來，“敬”是一種人的內心態度，也是一種外在行為的狀態。具體而言，無事時，“敬”體現的是一種警省、敬畏的狀態；有事時，敬則表現了一種做事的敬業態度，隨心專一地做某事。也就是說，“敬”是要保持莊嚴、虔誠的心態。可見，“敬”所包含的敬畏倫理，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心靈境界和道德境界。

　　朱熹“敬”說，強調人內在的純善持有與人的言行舉止一致，達到一種自然而然的超越性境界。人的精神世界的道德修養與外在人生行為都體現為自覺自愿，不迫于任何外在壓力。此即朱熹對門人所說“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里如一”。這種自覺自愿的行為，強調的是道德自律原則。實現道德人生的自覺，縮小道德意識與道德規范的自覺遵守之間的距離，這是朱熹心性道德修養的一個重要內容。

　　朱熹“敬”學思想的現代意義，就它所體現的行為態度，從做事的角度來說，是可以為當代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一種“工作倫理”。這種工作倫理所代表的正是有自我約束、嚴肅認真、勤勉專一的工作態度。保持現代社會積極的工作倫理，朱熹的“敬”學能提供一種現成的資源，現成的倫理概念。

　　朱熹“敬”學思想所體現的敬畏倫理，也是一種行為有止的倫理規范。就對自然界而言，人類不能因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無所顧忌地開發自然，而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人類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即“生生之理”，維護自然界萬物的生存權利，對自然萬物的利用應有理、有節、有情，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存。而從為官的角度來說，敬畏倫理是要使內心時時處于一種警覺、警省的狀態，以一種敬畏之心對待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忘初心，自覺拒腐防腐。就此而言，朱熹的“敬”學思想所體現的敬畏倫理，在當代仍有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