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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一詞出于《論語·里仁》。《論語·里仁》記載，孔子對曾參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參只說：“唯”，并沒有正面回答或闡釋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在何處。當孔子走后，門人問起曾參時，曾參才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段文字字數不多，但非常生動，令當時場景如在讀者眼前，栩栩如生，彰顯了孔子與曾參之間心意相通、心領神會、以心傳心、以心印心、默契無間的師生之情。從此，“吾道一以貫之”與“忠恕”成為千百年來儒學探討的重要主題。

“忠”“恕”兩字字形比較簡單。“忠”字上“中”下“心”，本義為中心——內心符合中道。《中庸》第一章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可見，“忠”字所代表的精神世界至善至美，其境界盡精微而極高明，只有圣人才能達到，“從容中道，圣人也”。因此，“忠”字寓意內心中正、至公、無私，為諸德之基，構成了忠信、忠誠、精忠報國、忠貞不二等對個人道德要求極高的詞匯。“恕”字上“如”下“心”，本義為如己之心，或者說推己及人，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替別人考慮，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仁愛精神，因此《說文解字》曰：“恕，仁也。從心，如聲。”《孟子·盡心上》認為恕是實現仁的最好方法，“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正是有了恕的方法，才能發展到“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

朱熹在注釋《中庸》時指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忠”要求內心符合中道，意味著個體生命對自己的內心世界要有一個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全面徹底的認識和評價；“恕”要求在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內心世界的基礎上，推己及人，寬恕別人的過失和缺點。可見，從“忠”到“恕”，是一個不斷消解偏見、偏執、狹隘、短視、仇恨、貪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提升精神境界的過程，所以，“忠恕”是一種個體與自己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和解。結合孔子的人生遭遇，可以想象，“忠恕”是生命歷經艱難、磨難、苦難、劫難之后的豁達與深悟，充滿了對每個生命乃至這個世界的珍惜、原諒、寬恕與深愛，內蘊深沉厚重的仁愛精神。在《論語·衛靈公》里，孔子再次強調了“恕”在其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上所述，“忠恕”是內心世界深沉平靜后所生發出來的偉大力量，它貫通心身、內外，以溫、良、恭、儉、讓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奉行“忠恕”精神的個體在處理人我、群己、家國、天人、公私諸關系時，能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從而理性地看待處理與自己內心世界，以及與他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

孔子認為，人們秉持“忠恕”是可以相互尊重、互諒互讓的。《論語·公冶長》有云“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意思是“伯夷、叔齊這兩兄弟不記舊仇，因此別人對他們的怨恨很少”。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不僅引用了這句話，還接著引用孔子的“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以表達對伯夷、叔齊“忠恕”精神的認同。

雖然“忠恕”是個體生命與自己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和解，但并不意味著這一和解是無原則的和解，在《論語·憲問》中，孔子明確提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面對非正義之人之事，有德之人不是一味妥協，而是用正直來回報怨恨，用恩惠來回報恩惠。

總的來說，“忠恕”是一種近乎完美的境界，極少有人可以達到。盡管如此，對于普通人來說，“忠恕”并非遙不可及。人們堅持忠于內心、時常自省，同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不強加給別人，就會離“忠恕”境界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