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文先生訪談錄
2024-11-15 14:10:00 作者: 來源:《儒學學者口述史》
編者按
口述成史，別辟蹊徑。2023年，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推出“尼山文庫·儒學學者口述史”項目，積極探求儒學學者個人的思想學術如何與社會變遷相交融、與時代發展相并行，以建立獨具特色的儒學研究口述史文獻庫。張立文先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他率先構建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新人學理論體系。根據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張立文先生又創造性地構建出化解五大沖突和危機的和合學理論體系，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以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天下。張立文先生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600余篇，出版《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和合哲學論》《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等專著35部。“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無形相的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變易過程中諸多形相、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和合學”是指“研究在自然、社會、人際、人自身心靈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義理為依歸，以及既涵攝又度越沖突、融合的學說”。本次采訪讓我們近距離探尋張立文先生的治學之路以及和合學背后的故事。
受訪人：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時年88歲）
采訪人：溫海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采訪人】張先生，祝賀您在溫州的和合文化園、和合書院開館，您出生在明代首輔張璁的老宅邊上，您的故居，包括您出生、生活過的老房子都保存完好，如今煥然一新。請問您回首自己的學術生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祖上文化傳統的影響？
【張立文】人是實踐的存在物，是社會的存在者，我不能脫離生我、育我、養我、成我的生命土壤，家鄉的人文環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我出生在溫州龍灣，其地山脈形如蟠龍，至海而盡，故名龍灣。龍灣是龍的港灣，它面朝大海，具有海洋性的基因，其胸懷像大海一樣寬闊，無邊無際，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它背靠大羅山，具有山地性的基因，剛毅堅挺，萬劫不摧。這兩種基因的和合，積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蘊，陶冶著我的思想精神。特別是張璁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對我有很大影響。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一直秉承著這種創新精神。我否定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在《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中，我提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077的討論中，我寫了《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提出從文化學中分出傳統學，構建了傳統學的理論思維體系。根據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我創造性地構建出化解五大沖突和危機的“和合學”，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以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天下。
【采訪人】近幾年，溫州經過城市改造，保護了包括您的故居在內的一些重要民居。您覺得當代城市建設應該如何本著和合學的精神，去把傳統文化資源保護好？
【張立文】溫州龍灣本為一家一戶的農村小鎮。在城市化改造中應注重保護傳統文化資源，保存具有歷史價值的民居和名人故居、有標志性和獨特性的古建筑以及有紀念意義的街道和門臺等，使新城多姿多彩，具有多樣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單一單調。若一個城市都被高樓大廈覆蓋，與其他城市沒有區別，也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義和價值。
【采訪人】您說您小時候叫“張憲江”，考試借的文憑上的名字是“張立文”，所以從那以后您就叫“張立文”。您是否覺得這個名字對后來的文化成就有幫助？
【張立文】我虛歲6歲便到羅山小學讀書，羅山是明嘉靖初年首輔張璁的號，張璁又號羅峰。羅山小學既有紀念張璁的意義，也靠張璁宗祠的田產來維持學校的一部分開支。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要幫家里曬早稻和晚稻，特別是晚稻，曬谷、揚谷時身上沾滿谷子的毫毛。晚稻的糯谷，毫毛特別多，一出汗就癢，癢了就撓，后來就生了疥瘡，會起泡、化膿、流膿水，全身到處都有。當時鄉下不講衛生，又沒有醫院看病，只得休學。到后來把我折騰得不能坐、不能睡，身體很弱，才去找中醫看，拿來一些草藥，又敷又洗，而后終于慢慢痊愈。現在講究衛生，很少有人生疥瘡。
由于長疥瘡，在小學休學兩年，我心里只想復學讀書，所以到了三年級，我就非常用功地讀書。一方面為了趕上同學，把落下的功課補上，另一方面也想把休學的時間補回來，我于是跳過四年級，直接上五年級。父親拿著我五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單，去跟老屋前進院子的張體寧老師商量，張體寧當時在溫州“三希小學”任教，他同意我插班六年級，于是我便就讀于三希小學。當時有20多名從各縣、各鄉來的住校寄宿生。宿舍挨著廚房，用薄木板隔開，但木板縫很大。教師、寄宿生一日三餐的飯菜都在這里做。由于燒柴，煙很大，煙都飄到宿舍里來。早上我們還在睡覺，就被做飯聲音吵醒了，又被煙熏得流淚。于是我不想在這里住下去，想考中學。當時考中學必須有小學畢業文憑，我小學沒有畢業（差半年），假期里，張巖芳借到張立文在羅山小學畢業的文憑。按照張氏宗祠的譜系，我這一輩有三個字：立、憲、思。我原名張憲江，用張立文文憑不違輩分。我就拿著張立文的文憑去報考溫州甌海中學。當時甌海中學有春、秋兩次報考機會，考上后便把文憑還給張立文家，并給他家一擔谷子（合200斤）。這樣，我就用張立文一名至今。“立文”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本來就喜歡文。在小學的寒暑假，父親怕我在家里調皮，便要我去張步禧（邑庠生，縣秀才）的私塾念書。那時我暗暗下定決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這鼓勵著我奮發為學。
1950年我15歲，初中畢業，便參加溫州地委土改工作隊，先到溫州地區干部學校學習土改政策等，約一個月后被分配到有土匪活動、貧窮的大山區——泰順縣進行土改工作。我到泰順之前，不敢回家看望祖父母、父母親，只怕一回家，家里人不放我走。盡管是冬天，我也只帶了一條薄薄的被子和幾件衣服（衣服塞在枕套里），還帶著日用碗筷等。我們打起背包，像解放軍一樣背在背上。經過四五天，終于到了百丈口，也稱百丈鎮，這是泰順縣唯一的水路出入地，對于當時沒有一條公路的大山區，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百丈鎮政府接待了我們，他們安排給兩個房間，男女各一個，地上鋪著稻草和竹席，我們打開背包，席地而眠。第二天一大早，吃過早飯，我們就出發到泰順縣委和縣政府所在地羅陽鎮。從百丈鎮到羅陽鎮，要走一天山路，抬頭仰望，只見山高林密，層層疊疊，白云繚繞，無邊無際。我們翻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愈爬愈高，也愈爬愈陡，體力弱的人就爬不動了，特別是女同學更不行了。由于中間沒有過夜的地方，而當時又有土匪活動，為了安全起見，必須趕到羅陽過夜。大家拿出吃奶的勁頭趕路，女同學的鋪蓋轉到男同學肩上，男同學也彎腰弓背，艱難地邁步，在傍晚總算趕到了羅陽。我腳上磨出了大大小小的泡。這是我第一次生命的磨煉。
縣委領導向我們介紹泰順縣及其土地情況，泰順原是革命老根據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原國民黨散兵游勇與原國民黨殘余武裝相結合，殺害鄉村干部，破壞土改，十分猖狂。所以土改必須結合剿匪、反霸。我們在泰順縣政府所在地待了兩天，第三天就到距離羅陽80里山路的泗溪去土改。我原來腳上磨出的水泡破了，與襪子黏在一起，忍痛剝下襪子，腳上好多地方都破了，一落地就鉆心地痛。作為土改隊員，我們住在最窮的貧雇農家里，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稱為“三同”。當時泰順有句描寫實際情況的民諺：“泰順三件寶，薯絲吃到老，火籠當棉襖，火篾當燈草。”我住的雇農家，有時為了優待我，就拿出一塊黑糊糊的豬肉皮，在燒熱的鍋底和鍋邊上轉一圈，就算是燒菜的油了，這黑糊糊的肉皮又被拿起來，放著下一次再用。在同住中，身上長滿了虱子，我做了一首打油詩：“人生百味皆甚嘗，泰順土改甘苦尚。身長虱子甚發癢，捉虱比賽有獎賞。”當時我與幾位貧雇農在一起，向著太陽，坐在地上，背靠泥墻，解開衣服，捉虱比賽，看誰滅得多。
【采訪人】您1956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專業，算是實現了當時的愿望和抱負。這對您后來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有什么意義？
【張立文】1956年中共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我于是產生了考大學的念頭。我于1950年初中畢業參加工作，在泰順工作了六年，不僅沒有念高中，而且農村工作很忙，根本沒有時間看書和溫習功課，但我要響應國家“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所以我抓緊一切時間學習高中的功課。由于是響應國家的號召，單位也不敢阻攔。由于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之前單獨招生，這樣的話，我考不上中國人民大學，還可以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就等于有兩次考大學的機會。當時泰順干部有五人要考大學，于是我們五人便一起先到杭州考中國人民大學，考后回溫州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在全國統一考試的前兩天，《浙江日報》1956年7月10日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杭州招生組公告》：“茲將中國人民大學1956年度錄取新生名單公布如下：中國革命史專門化張立文……”第一個就是我的名字，我高興壞了，也非常慶幸。最后泰順縣出來考試的五人中，原泰順糧食局計劃股股長吳杰考上了上海財政大學，另一人考上了武漢測繪學院。考后回到泰順，我被任命為仕陽區糧食管理所副所長，由我負責全面工作，因為本就沒有正所長。其實這之前我已負責仕陽區糧管所工作。在到北京報到之前，我回家一次，看望祖父母及母親，父親已去世離開我們。父親去世時，由于我在泰順，不能回家盡孝。父親在去世之前，很想見我一面，卻不得。
從窮山區泰順到古老繁華的首都北京，我心情特別激動，反差特別明顯。如果說1950年參加土改運動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轉折，那么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基本上決定了我人生命運和學術生命的道路，它使我得以實現學術研究的愿望和抱負，開啟了我以后走上學術研究的大門。若無這個起步，我是不可能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所以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對我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采訪人】您20世紀50年代到中國人民大學求學和工作后，五六十年代經歷了哪些曲折？您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歷是否已經有了和合學的萌芽？
【張立文】20世紀50年代我參加的土改、反霸、剿匪、“三大”改造運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等，都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為指導思想。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頓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動員同學們不要有顧慮，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平靜的校園掀起了“大鳴大放”、大辯論、辦大字報的高潮。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是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寫的，全國掀起了大張旗鼓的反右派斗爭。我們班有兩個同學被劃成右派分子，下放勞動去了。
二年級第二學期開學不久（1958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結合全國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開展一顆紅心向著黨的“向黨交心”運動，就是要“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思想上“拔白旗，插紅旗”，拔掉資產階級白旗，插上無產階級思想的紅旗。經反右派斗爭、“雙反”運動、“紅專辯論”，知識分子屬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下農村勞動改造，要脫胎換骨地徹底改造思想。我們便到四季青人民公社勞動改造。
我想，國家實現富強，就不會受帝國主義的欺辱，就不會受軍國主義的侵略，這是近代中國國家落后和不富強得來的慘痛教訓。國家要富強，就要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恢復生產活動、經濟活動，有矛盾沖突可以協調，人們可以和而不同地相處，“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不相斗，要和諧、和睦地相處，這是中國千百年傳統文化中崇尚“和為貴”的思想。我想如果能夠這樣，國家就會富強，就不會受欺辱，這也是我當時和合思想的萌芽和愿望。
【采訪人】您1960年被提前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這對您后半生的影響是什么？
【張立文】大學畢業分配，這是大家的愿望，但這件事在20世紀60年代是自己不能支配的，是由組織分配的。似乎是老天爺的眷顧，我被提前分配到夢寐以求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工作。這是我一生學術生命的大喜事，是符合我學術興趣的大好事。我獲得了這個十分難得且良好的學術起步的機遇。我在中小學寒暑假上私塾所學的古文有了運用的機會，這喚起了我實現學術生命的希望，也使我后半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不然是沒有機會和可能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有所成就的。
【采訪人】“文革”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了，您是如何思考和應對的？您在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前入黨，停辦后，整個哲學系都去了北京師范大學。當時哲學系去了北京師范大學沒招工農兵學員，天天搞運動、開會、學文件、做自我檢查，但您一整天就在閱覽室看書，抓緊時間一心一意研究朱熹。在那樣的形勢下，您是如何做到的？
【張立文】我1960年畢業被分配到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當時中外哲學史為一個教研室）后，石峻為教研室主任，尹明為黨支部書記。他們一方面要我通講中國哲學史（從先秦到近代），另一方面根據教研室情況，要我重點研究宋明理學。在看了一些理學家的著作后，我認為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關鍵人物，是孔子以后最大的新儒學家。但朱熹著作很多，而研究朱熹哲學思想，必須全面掌握他每本著作的思想，所以當時我便向圖書館借閱。
“文革”中，在1969年冬天，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選擇在當時以血吸蟲聞名全國的江西省余江縣劉家站的一個紅土崗上，這在當時是一個“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地方。后來，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準備撤銷，這關系到全體教職員工的工作分配問題。“軍宣隊”要把中國人民大學的教職員工就地消化，交給江西省分配。當時學校副校長崔耀光向中共江西省委匯報，中共江西省委知道我校老干部多（有“長征干部”“抗戰干部”“解放戰爭干部”），工資高——中國人民大學教職員工的工資總數幾乎等于江西省全省干部工資的總數，所以當時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說消化不了，這樣只得回北京，另行分配。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哲學系、經濟系、黨史系被分到北京師范大學，其他院系有的被分配到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學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等。只要有一點空，我就到北師大圖書館看書。圖書館有專門的教師閱覽室，圖書管理員業務精通，服務意識強，我把要看的書單給她，她就把書提出來放在我桌上。后來我與管理員熟了，中午在食堂吃飯后沒有地方休息，我就回到教師閱覽室繼續看書。在北師大將近六年，我幾乎把宋明理學家的著作及有關年譜、地方志都瀏覽了一遍，精讀了朱熹和陸九淵的相關著作，為我寫作《朱熹思想研究》準備了充足的資料，亦初步構想了《朱熹思想研究》的提綱、觀點及研究方法。
【采訪人】您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這都是在國內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最早的著作。之后受陳榮捷教授邀請，您參加1982年7月由美國學術聯合會、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國際朱熹討論會”，他建議您撰寫朱熹易學思想著作，您的學術思想開始有了世界影響，這是不是您的學術思想有所建立的關鍵階段？
【張立文】1981年10月15日到21日，在杭州新新飯店舉行由中國哲學史學會和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第一次“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老少學者咸集。國內老一輩學者馮友蘭、賀麟、張岱年、任繼愈、石峻、孫叔平、王明、張舜徽、邱漢生、馮契等均出席。世界知名學者陳榮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日本東京大學山井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秦家懿、德國圖賓根大學余蓓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等也都參加。我在18日大會上作了《王守仁哲學邏輯結構初探》的發言。由于我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陳榮捷看到后很感興趣，他約我談話，并自我介紹他是來年（1982年）美國學術聯合會、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國際朱熹討論會”主席，并建議我撰寫《朱熹的易學思想》。他說與會學者論文中還沒有寫這方面內容的。1981年11月8日他來函：“在杭得會，至覺欣幸。大著《朱熹思想研究》已經拜讀若干頁，喜知學術水準甚高……即謂臺端不必經過申請手續而與艾民、漢生等教授同樣到會宣讀論文。由北京到夏威夷來回飛機旅費與夏威夷住宿費均由會議支付……主席陳榮捷。”1981年12月13日陳教授又來函：“立文教授：本月1日賜示拜悉。臺端肯惠臨朱子會議與世界朱子學者一并宣讀論文，鼓勵朱子研究，此不特捷個人之幸也。論文仍請在北京譯成英文。于3月1日以前寄到捷處……尊著兩冊（張立文案：指《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尚未畢讀，然臺端治學之嚴，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見，令人起敬……臺端《易經》經文與《易傳》為兩者不同之哲學系統，誠是高明之見。”
我發言時間安排在1982年7月10日上午8：30到11：30，其間有三人宣讀論文，宣讀后有評論者評論及答問，每人1小時。我宣讀論文后，由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教授評論。他說他的老師曾說過，朱熹《易學啟蒙》就連魔鬼也搞不清楚，而張立文在論文中說清楚了，對此表示敬佩。他還提了兩個問題，我做了圓滿回答，他表示滿意。這次會議，我讓大家知道了中國中青年學者是勤奮做學問的，并不是不做學問的。這也使我的學術生命有了好的開頭。
【采訪人】20世紀80年代您是如何醞釀和提出和合學的？或者說和合學早期經歷過幾個階段？
【張立文】20世紀80年代末，我構建了和合學思想體系。從學術思想發展而言，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寫的《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這本書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做了全面的梳理，全面探賾了中國哲學范疇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的文化背景、中間環節、演變規律，闡釋了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的對象、范圍和特點，鉤玄了天道、人道的范疇體系。因此人們知道了“和合”范疇的意義和價值。我與我的學生岑賢安、徐蓀銘、蔡方鹿、張懷承共同撰寫“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就道、理、氣、心、性諸方面分別撰成專著。這套叢書影響很大，在韓國和越南都有翻譯本。
從哲學理論思維的自覺而言，這時我思想上已擺脫“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的教條模式，有了“自己講、講自己”的覺醒。1984年我撰寫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之后撰寫了《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和《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三本書撰寫時間不同，但都在1989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闡釋了我自己的哲學理論思維。在《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中，有人的“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合一論”五章內容。“自我合一論”塑造了和合型和完美型合一的人以及人生境界，并引用《國語·鄭語》中“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商契能和合五教”以及晏嬰論和等內容。1989年我撰寫了《從宋明理學到和合學》，后改為《新儒學哲學與新儒家的度越》，該文分三節，一是從舊三學到新三學，二是新儒家的度越，三是和合學的建構。此文收入拙著《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此外，我提出和合學還有一個時機的激發。人生在世，難得遇到千年之交和世紀之交的機遇，人們不得不思慮21世紀人類的命運問題。我思議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人與自然沖突產生生態危機，人與社會沖突帶來社會人文危機，人與人的沖突產生道德危機，人心的心靈沖突帶來精神危機，文明之間的矛盾沖突產生價值危機），提出以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之五大原理來化解五大沖突和危機。因此對時代的思議而有《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一書的撰寫。
【采訪人】您在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批為教授，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當年教授很少，您當時主要的學術成就是什么？
【張立文】1984年經國務院學術委員會特批，我成為教授，后來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當時，我的主要學術成就是1980年出版的《周易思想研究》和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還有合編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三卷上下冊、《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上冊，以及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哲學研究》《教學與研究》《江漢學報》和香港《華僑日報》等發表的學術論文60篇。因此被特批為教授。
【采訪人】您1984年完成《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1989年出版，您認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研究中國哲學范疇的邏輯發展及諸范疇間的內在聯系，是中國哲學范疇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背景下所構建的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從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的視角提出了中國哲學范疇解釋學，以化解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困惑。您這方面的研究有開創性的貢獻，是否可以說，您是用內在論的視角研究中國哲學的發展？
【張立文】我之所以寫《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是與1983年開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朱熹思想研究》遭到批判有關。當時在國內最權威社科雜志上，發表了署名學謙的《評〈朱熹思想研究〉》長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概念上產生了偏差，模糊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也模糊了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界限。“這種觀點與恩格斯當年批評過的施達克的觀點可以說是異曲同工。”這就是說《朱熹思想研究》與施達克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犯了同樣嚴重的錯誤。恩格斯曾批判施達克，寫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提出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與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問題，批判施達克的錯誤。《朱熹思想研究》既與施達克的書“異曲同工”，又在恩格斯批判施達克之后，問題更為嚴重。于是學謙批判說：“這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學風、道德、名譽，更關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訴我們：‘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最好的東西對工人來說也還不夠好，他認為給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東西，那就是犯罪！’”其鋒芒所指，認為撰寫《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這本書作為“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批判對象，牽連拙著責任編輯的職稱評定和為拙著寫序的德高望重的任繼愈先生。我覺得很抱歉，對不起他們，此后我再也不請前輩學者寫序，以免連累他們。所以后來出版遭批判的《和合學概論》時，我沒有將張岱年先生的推薦信作為序言。
【采訪人】您研究中國哲學的邏輯結構，是否因為早年研究《周易》和朱熹而受到批判，所以您要提出中國哲學自己的邏輯結構，跳出唯心唯物的老框架？您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方面的主要觀點和影響是什么？您為什么說自己“從范疇邏輯結構網絡上自家體貼出‘和合’二字，隨即創立和合學，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找到了落腳點和安頓處”？
【張立文】由于《朱熹思想研究》書中關于朱熹哲學思想有一篇篇幅很長的《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所以我不得不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來回答各種批評。1984年6月完成初稿，1987年修改。凡是哲學，都是由諸多哲學概念、范疇構成的，邏輯結構探賾概念、范疇之間的內在聯系，構成哲學之網，而成有機哲學體系。本書打破以往把哲學家哲學思想割裂成世界觀、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幾大塊進行研究的范式，因為那樣分割使哲學家的思想不成有機的整體的哲學體系。《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從方法論意義上說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以后很多人文社會學科的著作都采取邏輯結構分析方法，而跳出唯心唯物的老框架。
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網絡上，每個哲學概念、范疇都是邏輯結構網絡的一個紐結、一個連結點。由諸多紐結、連結點互相聯系、聯通，而和合成哲學的有機體系。“和合”二字在先秦以及后代的典籍中都有，但沒有構成和合學的學說、理論體系。正如程顥所說，“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天理”在《禮記》《莊子》中已有，但并沒有建構成理學理論體系，“大程”說自家體貼出來，是講建構理學學說和理學理論體系。和合學是對中國和合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找到了落腳點和安頓處。
【采訪人】您試圖否定卡西爾在《人論》中所提出的人是“符號的動物”，把人重新定義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后改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并撰寫《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一書，1989年由職工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修訂版。書中論述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關懷論、自我和合論六個層面，并提出人生五境界說。作為現代化新人的價值導向，您提出新人學的理論思維體系。您今天如何評價？
【張立文】我在《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中提出新人學的理論思維體系，指出人是世界所有學科所研究的永恒課題，我們的研究歸根到底是為了人，即使是信息智能時代，亦不例外（請參見拙作《和合學與人工智能——以中國傳統和現代哲理思議網絡》）。我把人規定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是對現時代人學的反思和未來發展的預設，也是現代化的需要。人學作為哲學形態進入哲學研究的前沿，作為一種思潮關懷人的生存發展，作為新學科的科學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的學術觀點創新、學科體系創新和科研方法創新，要加強各學科之間的交流聯通、互學互鑒，促進新人論的創新性發展。
【采訪人】您著有《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1988年）、《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人道篇）》（1995年），并主編過《道》《理》《心》《性》《氣》，還有《空境》《和境》等，您為什么這么重視范疇研究？
【張立文】我為什么重視哲學范疇研究？這既是賡續范疇研究傳統，亦是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中國傳統范疇概念研究自古以來就很受重視。先秦時期是中國哲學范疇的開創期。《尚書·洪范篇》箕子陳述洪范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極。九疇下共五十目，也可算五十個概念、范疇。《周易》六十四卦，六十四個概念范疇。《墨辨》《荀子·正名》以循名責實為思維原則，提出天道、人道方面的概念、范疇。漢唐時期是中國哲學范疇的發展期，“白虎觀”會議由班固等集成《白虎通義》，總括自然、社會、人生各方面共四十四個重要概念、范疇，構建了貫通天、地、人、自然、社會、人生的概念、范疇結構。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哲學范疇的成熟期，朱熹弟子程端蒙著《性理字訓》，論述了三十個概念、范疇，又陳淳《四書性理字義》（又名《北溪字義》）詮釋了二十六個哲學范疇，成為理學入門的教科書，受當時人重視。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出現在明清之際理學批判性總結思潮之后。這本書傾注了他的哲學、政治、道德思想。他選擇宋明理學中最重要、最常用的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八項范疇，條分縷析，并能因流溯源，探本求末，體用分合，會通其理。如果說陳淳的《四書性理字義》（《北溪字義》）對哲學范疇做橫向剖析的話，那么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則做縱向的剖析。中國古代哲學范疇發展史，體現出中華民族對自然、社會和人類理論思維的認識不斷深化。我為弘揚中華民族哲學范疇的理論思維，而著《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并主編“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這就是我重視中國哲學特有哲學范疇及其獨特品格的原因，體現出與西方哲學的異趣。
【采訪人】您著有《周易思想研究》（1980年），這是“文革”以后第一本系統研究《周易》義理思想的專著，后來又有《周易帛書今注今譯》，您現在如何評價自己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績？您早年就發現宋明理學的大家，無人不研究《周易》，借《周易》表達自己的思想，您的思想有多少是根源于《周易》的？
【張立文】我曾說過，《周易》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書。我研究《周易》的書，只觸其皮毛，而古代、近現代有許多研究《周易》的大家，我向他們學習，也由于教學需要，而做一點詮釋。但《周易》理論思維，對我有很大啟發，我的“和合學”的三個世界，就是根據《易傳》的“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生發為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合可能世界，《中國哲學元理》亦據天道、地道、人道而生發為七大元理。
【采訪人】您在宋明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比如《宋明理學研究》《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評傳》《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想研究》《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今天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宋明理學研究？
【張立文】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思想的“造極”期，即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最高峰，集儒釋道思想之大成。我雖然寫了九本研究理學的書，提出一些新觀點、新方法，打破了舊觀點、舊方法的束縛，但就其整體來看，仍遠遠不夠，不僅研究深度不夠，也還沒有探賾其“盡精微”的思想，亦沒有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討，還需要繼續奮發努力研究，特別是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和現代價值需要總結，以裨益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
【采訪人】您對朱熹思想評價很高，認為：朱熹以求理、求實、主體、力行和開放等一系列學術精神，建構了“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道德形上學體系，用“天理”二字成功地融攝了儒、釋、道三教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出色地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從漢唐訓詁學向宋明義理學的理論轉型，極大地顯示了中華和合思想內在的生命智慧和無限的變易潛能，為中國古代社會后幾百年的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形成，提供了強大的道德精神支柱。您覺得朱熹對您啟發最大的有哪幾點？
【張立文】重讀任繼愈先生于1980年12月為拙作《朱熹思想研究》寫的序，我很感動。因為我們都從事哲學史研究，20世紀6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室、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中國哲學教研室的教師集中在中央黨校，共同編寫由任繼愈先生任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我們經常見面。他對我研究朱熹的情況比較了解，我寫出《朱熹思想研究》書稿，又送給他請他指正，所以他為此寫了一篇很感人的序。拙著寫了理學的產生和形成，辨析了為什么不稱“道學”的理由；論述了朱熹生活的時代、身世經歷以及朱熹的經濟、政治學說；闡明了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從氣到物的辯證思想、從物到理的體認過程以及性、心、情學說；還涉及朱熹的倫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歷史地位及作用等。
朱熹對我啟發很大，對我研究中國哲學史有極大幫助：
第一，朱熹的開放包容精神。在唐末五代動亂后，倫理道德喪失，價值理想缺失，精神家園無著。為重建倫理道德、重構價值理想，朱熹海納佛道二教思想，借鑒吸收其優秀成分。如在《周易參同契考異》中，朱熹化名“空同道士鄒”，《考異》按語說：“鄒二字，朱子借之托名也。”朱熹在《參同契說》中說：“此說欲與季通（蔡元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稿，為之泫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又作《陰符經考異》，通過注釋，對道教思想有所借鑒。朱熹十四歲，父親朱松病死。少年喪父，生活無依靠。其父死前把家事托付其好友胡原仲、劉致中、劉彥沖三人，并對朱熹說：“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而胡原仲和劉彥沖好佛老。朱熹自己亦回憶說：“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禪）。”甚至在應舉考試之前還拜訪大慧（宗杲）普覺禪師，吸收佛教思想智慧。這使我體認到，學術研究只有開放包容，才能有容乃大，而有所成就。
第二，朱熹的破舊立新精神。宋明理學是時代精神精華的體現，它是對“五經”神圣不可侵犯和漢唐以來章句注疏之學篤守“師法”“家法”及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挑戰與反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宋明理學的興盛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歐陽修疑群經之首的《周易·系辭》等非圣人孔子之言，司馬光疑孟，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朱熹以《周易》為卜筮之書而不是圣人之言，認為《詩經》講男女說情說愛之事，認為《尚書》是歷史文誥等，剝去了“五經”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掃除了“五經”為圣之言的種種神圣光環，而出現“疑經改經”的思潮、創新的思潮。朱熹見《大學》各章都有釋文，唯“格物”“致知”沒有釋文，于是他敢于大膽地作補釋。他說：“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閑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朱熹以其理體學的思想來釋格物、致知，而不管是否符合經意，敢為天下先。這種破舊立新的精神，給我很大的啟發，在學術、哲學研究中只有創新才有價值，才能實踐一個學者研究中國哲學的責任和職責。
第三，朱熹的堅持理學精神。在理學遭無情打擊時，其堅持自己觀點，自己認定是對的就堅持到底。紹熙五年（1194）朱熹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朱熹借向皇帝侍講的機會，面陳災民流離失所的苦難，并提出希望皇帝下詔自責、減省輿衛以及近衛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等請求。這引起寧宗不滿，便免去朱熹侍講職位。韓侂胄以擁立寧宗而掌握大權，便發動反道學（理學）的斗爭。慶元二年（1196）葉翥上書，批判“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求把理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于理義者，并行除毀”。監察御史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時“更道學之名曰偽學”，“《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并“申嚴道學之禁”，訂立“偽學逆黨籍”，必罰無赦，共五十九人，包括趙汝愚、朱熹、葉適、陳傅良等。在這樣嚴打的情境下，朱熹堅持自己道學（理學）立場觀點，“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去世之前還在改《大學》誠意章。朱熹這種堅持理學精神，使我大受教育，亦使我在遭受批判時，能堅持自己觀點。這種堅持須經得起煉獄般的煎熬，要有下地獄的勇氣，否則是堅持不下去的。
【采訪人】您很重視韓國儒學的研究，著有《退溪哲學入門》《李退溪思想研究》等，您是中國大陸學者中研究退溪學的第一人，也是榮獲退溪學國際學術獎的大陸第一人。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韓國儒學研究及其影響？
【張立文】韓國儒學博大精深，盡管我寫了《李退溪思想研究》《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韓國儒學研究》，但對韓國諸多儒學大家沒有研究，需要進一步研究。學界以往對韓國儒學研究比較薄弱，我比較早研究韓國儒學、朱子學大家李退溪（《李退溪哲學邏輯結構探析》，《哲學研究》1985年第3期），后陸續發表有關李退溪及其他儒學家哲學思想的文章，雖在韓國、日本有些影響，但不是很大。
【采訪人】您著有《“自己講”“講自己”：中國哲學的重建與傳統現代的度越》，您為了說明中國有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獨具特色的哲學，根據中國哲學的實際，對中國哲學下了定義：“中國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這是對中國哲學的自我發現，是通過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講述中國哲學的“話題本身”，這便是中國哲學“自己講”“講自己”。請問您今天如何看待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互動和比較？
【張立文】中國哲學照著西方哲學講，接著、對著西方哲學講，西方哲學家仍然認為中國沒有哲學，而只有思想。基于此，我提出中國哲學應該“自己講”“講自己”。“自己講”，是根據中國哲學實際，自己講自己中國的哲學，而不是依據他者哲學來講。而自己講中國哲學，只能是智能創新式地“講自己”，講出中國哲學自己對“哲學話題本身”的重新發現，講述中國哲學自己對時代沖突的藝術化解，講述中國哲學自己對時代危機的義理解決，講述中國哲學自己對“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赤誠追求。
為了說明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的自身獨具的特色，必須對什么是中國哲學下定義。胡適以西方實用主義對哲學下了定義，馮友蘭依新實在論亦對哲學下了定義，我根據中國哲學實際，對中國哲學下了定義：“中國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這是對中國哲學的自我覺解和自我發現。
在當代萬物聯通的信息智能時代，中西哲學雖各有其不同的誕生、發育、發展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但仍可以互學互鑒、互補互濟、和合創新，從而構建新的世界哲學體系、思維方法、話語方式。
【采訪人】您認為，中國哲學只有從“照著”西方哲學講或“接著”西方哲學講的框架中脫離出來，才能發現中國哲學的自我，于是建構了當代中國哲學的和合學理論思維體系。您認為今天要如何進一步離開“照著講”和“接著講”？
【張立文】世界是多元世界，世界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學，它們沒有高低優劣之分。而各民族哲學的資生資始，就不存在“照著講”“接著講”的問題。但近代以來，西方以其政治、經濟、軍事的強勢，以唯我獨尊的態勢，以西方文化之哲學為唯一的哲學，中國才出現照著、接著西方哲學講的偏頗。為了從照著、接著西方哲學講的框架中脫離出來，我建構了中國哲學和合學理論思維體系，說明中西哲學從源頭上就是兩個不同的路向。當今各民族哲學覺醒，各自構建自己民族的哲學，世界哲學融合在民族哲學之中，民族哲學融合在世界哲學之中，呈現多元多彩的世界哲學樣態。
【采訪人】美國戰略家亨廷頓（Samuel P.Huning-ton，1927—2008）按照冷戰思維，提倡對抗文化，認為冷戰之后文化的沖突和對抗是主流，認為基督教文明的對手首先是伊斯蘭文明，其次就是儒家文明。您認為和合學如何化解文明沖突？
【張立文】美國戰略家亨廷頓認為冷戰之后文化的沖突和對抗是主流，主要是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互相奧援，而對西方文明產生威脅。他揚言，儒家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脅者、挑戰者。這不僅是對儒家文明的無知，而且是理智的缺失和對事實的罔顧。近來西方一些智者提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得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亨廷頓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相對；儒家文明主張“仁者愛人”“泛愛眾”，與西方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者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相對；儒家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制裁、限制、遏制別國和其他民族的獨立與發展相對；儒家主張“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而西方挑起世界動亂，發動戰爭，欺壓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如此等等，皆與儒家文明背道而馳。有鑒于此，我構建了和合學理論體系，以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來化解文明沖突，營造一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天下。
【采訪人】1996年您的《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出版，是否標志著和合學的誕生？當時您如何回應各種壓力和挑戰？早期面對學界的壓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張立文】1996年《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的出版，標志著20世紀80年代我提出的和合學思想的理論思維、邏輯結構、和合觀點、話語體系的系統化、深刻化、理性化、成熟化，但我一直認為和合學在途中。個別人不理解和合學的價值意義，認為和合學講調和，不講斗爭，認為講和合喪失原則，認為講和諧不講唯物唯心兩軍對戰，認為與施達克觀點異曲同工等。學術界、政界對我也有批判，他們連續在報刊發表批判文章，對我造成了很大壓力。但我認為和合學講和平、合作沒有錯，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所以我的心是安的。同時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教員，本就沒有什么地位，批判對我沒有什么大的損失，相反我覺得批判“和合學”等于替“和合學”做宣傳、做廣告，本來“和合學”大家不知道，沒有看到，這一批判引起人們興趣、關注，就想拿來看看究竟是什么，這不是好事嗎？因而心里也不覺得有壓力了。
【采訪人】聽說您的和合學剛提出來的時候，有很多人質疑，因為跟講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斗爭哲學不同，甚至有人認為弱者才講和合學。您是否認為今天更有必要講和合學？越強大越需要和合學？
【張立文】和合學的宗旨是講和平、發展、合作，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只有和平才能發展，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若動亂、戰爭，人民逃難，妻離子散，國家、社會就不能發展，只能貧窮、落后，以致挨打。只有和平才能發展，和平是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只有在和平的時空內才能更好合作，同時，只有互相合作，才能發展得更快、更好。在萬物聯通、人工智能時代，更需要和合學，也可以說越多元化、越強大越需要和合學。
【采訪人】您在21世紀初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您的學術成就非常突出。你如何評價自己的學術成就？
【張立文】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高校試行一級教授聘任制，我成為首批一級教授。當時我已在國內外出版學術專著26本，韓國學術信息出版社出版《張立文文集》（38輯），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490篇。但我認為自己有很多欠缺，沒有對經典著作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以和合學的觀點進行注釋，也沒有對諸多哲學家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闡釋，很多時期、階段、學派的研究我還未涉足，即使一些人物、學派的研究也還很膚淺，沒有說透、說深入，也就是說既無“致廣大”，也無“盡精微”。
【采訪人】您認為和合學應對五大沖突（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克服五大危機（生態、社會、道德、精神、價值），今天您覺得這些沖突和危機有變化嗎？今天您覺得是否需要加以修正？
【張立文】和合學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其基本態勢并無很大的變化，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受到人工智能手機的約束，心靈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縛，這是需要改革的，因為有的沖突、危機進一步加強了，需要加強應對和化解的力度。在人成為手機“奴隸”的情境下，人擺脫手機的束縛、控制，要有堅強的類似“戒毒”的勇氣和毅力。
【采訪人】您提出和合學五大原理，今天是否需要修正？或者說，您關于和合學的理論過了幾年之后，在理論體系上是否需要有所調整？
【張立文】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基本上可以化解人類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僅要“和而不同”相處，而且要“以他平他謂之和”，他與他者要平等相處，要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和合共生。要尊重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根據其國家實際和國情選擇其獨立發展的道路以及國家制度，要倡導共同發展、共同發達。若世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這是世界不太平和動亂的根源之一。所以要共同發展、共同發達以減少動亂。和處、和立、和達，都需要相互開放包容。
【采訪人】西方文化提倡競爭和博弈的精神，所以提出文明沖突論，這非常自然。和合學致力于化解文明沖突，您是如何構思和形成自己的理論的？
【張立文】西方文化提倡競爭和博弈精神，因此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但冷戰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世界多極化、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信息聯通化，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因此我思考如何概括這一時代主題，在這過程中就有了和合學思想的萌發。同時我在反思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五大沖突和危機要如何化解？其化解的價值理念、理論思維是什么？以斗爭理念、博弈思維能否應對世界多極化、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信息聯通化并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沖突和危機？鑒于兩次世界大戰與當代所發生的社會動亂、戰爭，顯示出斗爭、博弈的理念使沖突更激化，因而倡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學能很好應對和有效化解新時代的沖突、危機。我經反復思考，構思形成和合學理論體系、創新觀點、思維方法。這是我構思和合學的因緣。
【采訪人】您強調和諧與共生，這對于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何在？
【張立文】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尚和合、以和為貴，主張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協和萬邦，萬國咸寧；大同世界，天下為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下和合，共為一家。中華民族往圣先賢的和合天下觀，為人類提供了和合共生、天下太平的“中國智慧”。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體現。
【采訪人】有學者提出多元和合，多元共生，認為共生以多元為前提，共生才能和合。您的和合學如何回應這樣的觀點？
【張立文】和合學主張多元和合，在這一點上，學界并沒有分歧。我認為“和實生物”，和睦、和諧、和合才能生物，共生須以“和”為基礎或前提。我在《光明日報》的采訪中講，和才能生物。有人反對，說斗才能生物，反對和能生物。其實從人的出生就能看出，人的生命是和合的結晶，人生的路程就是融突而和合的過程。
【采訪人】西方哲學思想通常不是一元論就是二元論，一元論唯我獨尊，二元論針鋒相對，至今仍然占據主流，根深蒂固。您推崇“三”的和合、五行的和合，比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您認為中國哲學相比西方哲學的優越性在哪里？
【張立文】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哲學家到費爾巴哈，都主張天地萬物資始資生的本原和本體是“一”。巴門尼德認為“萬有存在歸一”。無論是水、火、原子，第一實體都是“一”。中國主張“和實生物”，是“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萬物的本原是由多元的、多樣的、相互矛盾沖突的事物雜合而成的，多元事物在雜合、和合過程中，各種有形相的五行是平等的，無優劣、主次的不平等。西方哲學世界本原是“一”，猶如上帝創世紀，導致唯我獨尊，二元論導致非此即彼，對立斗爭，你死我活。中國哲學推崇“三”（多）的和合、五行的和合，導致包容論、海納論、平等論、互學互鑒論、互補互濟論、和平共處論。這是中國哲學比西方哲學優越的所在。
【采訪人】您強調要超越和而不同，提倡和合起來，就是要“求通求同”，是否可以理解為試圖建立思想的統一戰線，同時讓各家學說都有發展的空間？
【張立文】強調和合起來，強調和合學永遠在途中，既可以使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求通求同，又可以使各民族文化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達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民胞物與的境界。
【采訪人】您的和合學如何促進身心和諧，推動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您說自己一生中就遇到不少挫折，曾被錯認是“反革命”，然后《朱熹思想研究》又被認為是“精神污染”，“和合學”也多次受批評，但您比較想得開，把別人對您有意見看成是對您的重視，推動自己的學術進步和人格提升。您有哪些面對逆境和磨難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學生們？
【張立文】人生在世，禍福相依，免不了會遭到挫折、誤解、冤屈。我曾被錯認是“反革命”，《朱熹思想研究》被認為是“精神污染”，“和合學”也多次受批評。面對這些逆境和磨難，我是如何保持一種樂觀心態的呢？
一是做平常人，懷平常心。這是對世情的洞悉。世上的人像天上星，不可勝計，但有幾個發光的？世上的人絕大多數是平常人，我也是平常人，所以要有平常心，不攀比，不計較，淡泊名利，做自己喜歡做的平常事，樂感就來，煩惱消除。
二是想得開，放得下。碰到挫折和打擊，要想得開。人事糾紛要看得淡，把批評看作是別人幫助你進步，放下一切危機與挑戰、痛苦與恩怨、偏見與恐懼，“宰相肚里好撐船”。放得下，幸福快樂就擁抱你；放不下，幸福快樂就離你而去，以致毀滅心身。
三是知足常樂。當今時代，“五鬼”迷惑人，人往往被金錢、權勢、虛名、女色、美言所迷而不能擺脫。昏昏然，迷迷然，以小人為君子，以娼妓為貴婦，以金錢為寶物。追之猶恐不及，無有知足之時。貪心一開，胃口大張，而不知迷途知返，結果身敗名裂，害國害家害妻兒。
四是看得遠，境界高。心偏心窄，就會帶來種種煩惱、郁悶、痛苦、憂愁、焦慮，生活就會過得很不痛快。再遇到打擊、批判、挫折、危機，就可能走向絕路。看得遠，就會變困難為順利，變失敗為成功，變打擊為激勵，變挫折為機遇。一切從長遠處反思，從廣大處思量，才能度越個人膚淺的視域。把打擊視作對自己意志的鍛煉，把困難視作使自己更加堅強的動力，這就會使自己心平氣和，享受快樂。
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珍惜自己，和合人生，擁抱幸福。
【采訪人】有些學者，如張祥龍、孫向晨等提倡家哲學。和合學如何論述家庭？和合學是不是相當于提倡四海一家？
【張立文】和合學主張“家和萬事興”。這是中國自古以來不變的信念。在家國同構的古代中國社會，司馬光在《家范序》中把齊家提升到治國高度，“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家和萬事興，國和萬事成，家庭和睦則國家和諧，社會安定。《論語》講“四海之內皆兄弟”，王守仁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和合學賡續前賢，提倡四海一家，提倡和合天下。
【采訪人】和合學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作用在哪方面？如何構建和合的共同體？
【張立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力量而言，和合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核心理念和首要價值之一，是中華民族傳統哲學思想的精粹和生命智慧的精華，是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是思維實踐、理想追求的目標。尚和合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持久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親和力，對喚起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安頓感、落葉歸根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構建和合共同體，在于建立和合的世界觀，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多宗教和合共體的大家庭；建立和合的價值觀，各國家、民族、種族、宗教、文明，在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下，共同建設天、地、人共和樂的共同體和合世界；建立和合的道德觀，共同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原則，構建和合道德共同體；建立和合的國際觀，協調各國、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區、各聯盟間的矛盾沖突，以構建和諧世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以“協和萬邦”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總原則，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和平共處，以“以他平他謂之和”的原則與各國、各民族、各宗教、各黨派平等、互相尊重地相處，以“講信修睦”“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原則實現人際、社會、國際間的友善共處。發揚這些原則和理念，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和合天下的精神，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
【采訪人】中國傳統認為陰陽五行有相克的力量。和合學是否主要提倡相生的力量？如何應對相克的力量？
【張立文】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陰陽五行相生相克，是互相聯系的，有相生才有相克，有相克才有相生，猶如矛盾統一，而不是簡單只強調相生，或只強調相克。
【采訪人】您近年來以和合學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哲學，出版《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和《中國哲學元理》兩部著作。《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對2000余年的中國哲學發展做出了全方位、新角度的闡明與解說，融史思為一體，寄往以思今，是哲學家寫哲學史的一大力作。《中國哲學元理》指出中國哲學的七大原理是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生價值、人類理想的哲學反思，也是中國哲學特殊性的根本寫照，是中國哲學根本精神的集中體現。請問今天中國哲學的發展應該如何繼續推動？
【張立文】我寫《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從全方位、新角度闡明中國哲學的哲學史，又寫《中國哲學元理》來指出中國哲學的根本特性、根本精神，都是為了講明“中國的哲學”，駁斥“哲學在中國”“中國沒有哲學”等謬誤。其實中國哲學智慧博大精深，需要更多學者繼續深入，探賾索隱，撰著更多更好的中國哲學原理和有哲學的哲學史著作，使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舞臺上具有應有的地位和價值。
【采訪人】您的和合學在養生方面有什么功效？
【張立文】我身體孱弱，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是工作的資本”，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我開始思考如何強身健體。于是我自創了一套“和合養生十二式”，并以此為書名正式出版（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和合養生十二式”是吸天地萬物生機之精華，攝龍、鹿、龜、鶴、獅五種動物長壽健體之秘訣（不是模仿真動作），納儒、釋、道三教健康養生文化之精華的養生法。三十多年來，我堅持以此方法鍛煉，對改善我的身體有很大的功效，使我工作起來精神飽滿。
【采訪人】作為溫州學先賢，您的事跡和思想與先輩有哪些相通之處？
【張立文】我作為溫州人，溫州先賢優秀的品質和精神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如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張璁七次考進士都名落孫山，仍然堅持趕考，第八次才中進士；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品格，我撰寫《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及《中國哲學元理》等，都是在創新中不斷向前；敢于擔當的精神，在1950—1951年鎮反運動中，我被錯認為“反革命”，我敢于自己擔當，而決不冤枉別人。
【采訪人】您為什么說哲時、哲識、哲德、哲才、哲通，是哲學創新應具備的素質和品格？
【張立文】我認為要實現哲學創新，成為哲學的大先生，或是成為有成果的哲學學者，必須具有哲時、哲識、哲德、哲才、哲通的素質和品格。哲時，是要體識該時代的人文語境，偏離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和體認，就不可能有哲學的創新。哲識，是對古今中外哲學理論思維的精深認識。哲德，是應具備的道德、人品和境界，要使中國哲學創新的大事業得以彰著，必須以修德為根本。哲才，是能在古今中外哲學家的肩上起步而提出哲學新理論、新思維、新方法、新范式的才能。哲通，意味著對人類哲學理論思維成果的精通，能為哲學創新、再創新奠基。這五者激發人的想象力、批判力、反思力和創造力，而沖破人類思想觀念中的怠惰力、世俗力、守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