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指出：“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思想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語出北宋張載，這“四句教”奠定了宋明理學的核心話題、宗旨、方向和目標，指明了天人合一、民胞物與、乾坤父母、尊禮貴德的社會、學術使命，以及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理想。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張載出入佛道，盡究其說，而統攝為儒學，建構了創新性的理論思維體系。王夫之曾高度評價張載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
古人以“心之官則思”，因此張載說，“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歸功于天”。但他認為“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體現了人與天地萬物共同體的情懷。由于人的存在和其生活的各種需求，天地萬物便具有其實存的價值和意義。天地萬物以人為價值源，人對天地萬物具有愛護的義務和責任。天地萬物與人同為生命體，應有仁民愛物之德，和生、和處之道，遵守“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則。天地萬物與人類都期訴誠，誠為天道，思誠為人道。天地萬物與人類心心相印的親情紐帶，深刻揭示了自然萬物與社會人生、宇宙天道與人道價值、轉天心為人心與轉人心為天心的相互交感的仁道形上學。
《張載集·近思錄拾遺》里“為生民立命”的“命”作“道”。“立命”見于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周易·說卦》載“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張載以仁義道德精神，處處事事以民為本，為生民構建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家園。“立命”和“立道”，首先是自我的修身：提升自身道德修養、精神境界，而能自覺、自省、自律，抵制一切歪風邪氣，不被權、色、錢、勢所迷，而一身正氣。其次，是正確對待“命”和“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體認人人所具有不忍人之心的良知本性而不放失，這便是正命與正道。再次，建構為生民立命的有道社會。張載為解決農民喪失土地的痛苦生活，提出試行新的“井田制”，限制統治者的土地兼并，以平土地、貧富不均的嚴重兩極分化，以保生民。同時，他主張革新變法，凡變法須是通，“變而通之以盡利”，民與國通達而長久，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構建生民命運共同體的有道社會和精神家園。
“為往圣繼絕學”體現了張載文化自覺、學術自覺的意識和文化使命、學術紹承的擔當意識。張載面臨的是唐末五代動亂以后的倫理道德淪喪，價值理想迷惘，佛盛儒衰的形勢。張載之前，韓愈試圖恢復儒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以與佛教的“法統”相抗衡，但韓愈對于道統的內涵語焉不詳，“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張載紹承韓愈道統，以“為往圣繼絕學”為使命，“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他以天理之大，虛空即氣，批判佛教以心為法，以空為真，建構了“太虛即氣”的氣體論的哲學論思維結構。同時，程顥和程頤建構了“性即理”的理體論的理論思維結構。兩者為宋代哲學理論思維開出新生面、新體系、新觀點、新學風。特別是張載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主張，終結了先秦以來關于人性問題的論爭，不僅繼往圣之絕學，而且發揚絕學，有功于圣門。王夫之稱贊說：“往圣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最令人欽佩的是，張載擁有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和生民為本的憂患意識、天下視野的價值理想，以“為萬世開太平”為其人生崇高的抱負和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太平”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始終堅持追求的理想世界。張載秉持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國家天下安危興亡為己任，發揚指導其進入圣人之域的范仲淹的“致太平”的主張，而為開萬世的太平，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世。他以遠大的哲學家的、戰略家的、未來家的視野，為萬世以后的世界謀劃、設置，這是一種具有中華民族氣魄、風格、神韻的對未來和合可能世界的價值理想，是基于對命運共同體世界的初始體認。雖已過去近千年，但仍具有價值和意義。
張載“四句教”或稱“橫渠四句”，言簡意賅，涵蓋宇宙觀、本體觀、道德觀、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四句之間互相交感會通，圓滿地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和抗擊外敵、堅持和平的堅強意志。
在抗日戰爭時期，馬一浮悲吾國家民族被日寇侵凌，“心怵危亡，當思匹夫有責，將何以振此垂絕之緒，成此恢復之業，拯此不拔之苦”，在避寇途中，與浙江大學諸生講解張載“四句教”。他說：“教諸生立志，特為拈出，希望豎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個人，須知人人有此責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諉卻，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為己任’的榜樣，亦即是今日講學的宗旨。”今天，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體認馬一浮對張載“四句教”精神的發揮，更讓我們挺起民族脊梁、迎難而上，為開出和合天下的太平世界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