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述洙泗學統 致力正本清源——楊朝明教授學術思想述略
2024-12-25 16:04:00 作者:宋立林 李文文 來源:《天中學刊》
編者按：楊朝明，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山東政協常委。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等。歷任《齊魯學刊》編輯、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院長和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長。曾被評為“山東省師德標兵”“山東省優秀教師”“齊魯文化名家”“山東社科名家”“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等，受聘為首屆“山東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等。
楊朝明，1962年生，山東梁山人，現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歷任曲阜師范大學《齊魯學刊》編輯、孔子文化學院院長和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孔子研究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楊朝明以紹述洙泗學統為己任，專注于孔子儒學的研究工作，在儒家文獻與中國早期文明、儒家學術史等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出版有《魯文化史》《周公事跡研究》《儒家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孔子家語〉綜合研究》《孔子之道與中國信仰》《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國學通識課》《讓儒學溫暖世界》《三代文化與儒學的形成》《洙泗文獻征信》等著作。在多年研究孔子儒學的過程中，楊朝明立足元典并緊跟學術前沿，在孔子儒學研究的材料、理論、方法等方面漸趨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研究特色突出。
一、三代文化與孔子儒學文明淵源
2019年12月，孔子文化展在國家博物館舉辦。從新石器時代延續至當代，涵蓋多件（套）文物，呈現著孔子儒學的形成與影響。其中，第一件展品——一件出土于河南舞陽賈湖的賈湖骨笛，尤其引人關注，它出自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約為公元前61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比孔子的年代還要早數千年。這樣的安排反映著策展人楊朝明的特別用心，也代表著他對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體認知，“在春秋戰國以前，中華文明已經有漫長的發展歷程，有較高的發展水準，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根本上講，楊朝明念茲在茲的是中國古代文明與孔子儒學的文化淵源。
楊朝明致力于孔子儒學研究40余年，有著強烈的現實關切。今天我們談文化自信，不能不思考哪些因素制約了文化自信。在楊朝明看來，大體可從五個方面言之：一是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程度估價偏低；二是對經學典籍的價值認識不夠；三是對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學“莫名其妙”；四是疑古思潮的消極影響依然存在；五是把國力升降與文化問題簡單類比。這些認識鉤玄提要，極其透徹。楊朝明站在時代前沿思考文化問題，思考如何講清楚“學術的中國”“理論的中國”。問題的焦點指向對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程度的認識，指向對孔子儒學文明淵源及其內在機理的深層次認知。“如果把中華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樹，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干。樹干之所以又粗又壯，是因為它的根很深很牢。”楊朝明多次申明這一觀點。孔子儒學深深扎根于三代文化的肥沃土壤，如果不理解孔子儒學的思想來源，不了解上古三代文明的高度發展，便很難去認識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寬度，很難理解它的超越性。古今中外，人們對孔子儒學認知不一，當然有多種原因，但有一點應該是確定的，即理解孔子儒學的深度與認知三代文明的高度成正比。看不清中國早期文明的綿延之路的人，便會陷入黑格爾式的眼光，將孔子思想視為“老練的道德說教”；而看得清者，將另有洞見。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一樣，皆開創了一個思想文化傳統，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孔子儒學有所不同，它有自己的淵源活水。孔子思想不是“無中生有”，而是“述而不作”。《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東漢王充提出“文王之文在孔子”，梁漱溟談到“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這些說法皆很能說明問題。那么，上古時期的文明形態何如？三代文化有著怎樣的內在關聯？孔子儒學作為一種文明，在歷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廣闊背景如何去理解，這種背景對于儒學的形成、對認識儒學有什么意義？這些問題縈繞其心。與許多學者重點關注儒學的傳揚流布不同，楊朝明將很大精力放在了“前儒學時代”，他博覽多思，學問習熟，關于上述問題多有闡發，大部分研究成果收錄在《三代文化與儒學的形成》一書。
關于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程度，用“輝煌”來表述是毫不夸張的，學術進步尤其是考古成果為這一認識提供了大量佐證。夏鼐于20世紀80年代開啟了利用考古資源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先河，蘇秉琦提出“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斗”，李學勤則從中國早期文明的長度、廣度、高度三個方面來說明“中國古代文明是真正輝煌的”。2002年春，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探源工程”）正式啟動。作為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多學科參與的、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國家級研究項目，“探源工程”成果豐碩，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環境背景與生業基礎；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階段性特征，等等。要而言之，那便是取得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是歷史真實”的認識。來自20多個學科的近400多位學者用20年的研究呈現了中華文明早期的發展圖景，為學術界深入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多方面證據。
孔子思想學說的形成有著廣闊的背景，對此，楊朝明言之再三，深有依憑。顯然，正是輝煌的中華早期文明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說法高度概括了孔子儒學的文明淵源，那么，上古三代文化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三代文化對孔子儒學有著怎樣的影響，對此，楊朝明綜合利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系統探索，孜孜以求，有著自身的治學方法和思維。說到治學方法，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有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即“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章開沅旨在論及歷史研究中宏觀與微觀、整體與細節的辯證關系。宏觀整體研究側重于融通，微觀細節研究重視考證。強調因小見大，考訂精詳，論析自見高明，寓宏觀于微觀，在微觀中看到歷史是前后連續的過程；反對將歷史本身視為一堆雜亂無章的碎片，反對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歷史撕裂成為碎片。盡管章開沅這一觀點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而言的，但事實上深具普遍適用性。從事三代文化研究，在綿延的歷史畫卷中鋪陳，既要有整體視野，又要擅長考證，楊朝明二者兼備，他的論著不僅文理密察，且透著強烈的歷史融通感。楊朝明一方面立足整體視野，細致考察三代文化的內在聯系。如在《三代文化與儒學的形成》一書中，楊朝明以“重新審視孔子的三代之禮‘損益’說”為前言，以三代文化發展演變的脈絡為門徑，跋涉于上古文明。關于夏、商、周三代之禮的關系，孔子明確地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不僅對周禮非常精通，而且對夏禮、殷禮都是相當熟悉的，他既看到三代禮制有著因襲承繼的相同處，又論及其損益變化的不同處。孔子對三代之禮的比較論說，散見于大小戴《禮記》及《孔子家語》等文獻之中。從根本上說，這正反映著三代文化的發展演變。其中，商周文化關系尤其引發學界關注。雖然人們用“損益”來概括商周文化關系是十分妥切的，然而，各家對于孔子“損益”說的理解卻有參差，或言“迥異”，或說“微殊”。那么，商周文化的“損益”關系應怎樣理解？楊朝明從微觀處著手，對商周之際重大的制度風俗進行綜合考證。早在20世紀90年代，楊朝明相繼發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比如，《“三年之喪”應為殷代遺制說》《近人商周繼承制度研究之檢討》《魯國“一繼一及”繼承現象再考》《周先王繼承制度研究》，等等。上述成果對于認識殷周時期的“繼承制度”“三年之喪”等重要禮制來說助益良多，更為理解商、周乃至三代之間的縱橫關系提供借鑒。另一方面，楊朝明屬意專題研究，探悉孔子儒學核心范疇的淵源出處。比如，楊朝明《〈尚書·皋陶謨〉與儒學淵源問題》一文，將孔子學說與皋陶主張進行對比，孔子創立的以修己安人為宗旨的儒家學說淵源有自，與皋陶明確提出的“慎厥身”和“知人”“安民”的主張一脈相承。楊朝明還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進行考察，孔子刪訂《尚書》，“論次”《尚書》順序，于眾多篇籍中選出《皋陶謨》，將它置于記載堯舜事跡的《帝典》（《堯典》等）之后，可以明顯看出孔子對皋陶論述的重視。反過來，《皋陶謨》對孔子的影響應當不可低估。《周文王遺訓與儒家“中庸”思想》提出，“從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我們可以反觀孔子‘中道’思想的廣闊背景和深刻來源；從周文王臨終前對太子發的反復叮嚀，我們可以進一步去體會孔子‘中道’思想的博大精深”。《〈逸周書·寶典篇〉與儒家思想》主要考察了《寶典》篇對孔子和早期儒家學說形成的重要作用。其中關于“仁”的內容，對孔子仁學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響；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內容與儒家的修身思想關系極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擇人、敬謀問題，與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關聯。楊朝明還撰寫了不少類似專題論文。不過，僅從上述篇章也可一窺孔子學術傳統的久遠和深厚。
研究儒學，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具體從哪里入手，路徑不盡相同。在楊朝明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十分清晰，他密切關注孔子儒學的淵源，屬意于上古三代文明的漫長發展。如果不理解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觀，不理解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豐富內涵，就很難讀懂孔子儒學。孔子思維的高度與深度聯結了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長度和寬度。這一視域，利于“得門而入”孔子儒學，利于深刻理解三代文明的卓越風貌。就具體治學思路而言，李學勤常說，“一個人不見得要做理論的工作，但必須有理論的高度，在研究過程中可能考證的只是一個字，但心里得想著一個大的事兒”。楊朝明對此理解很深，以考證入其深，以歸納見其大。許多考證看似“細枝末節”，但因心中裝著“星辰大海”，孔子儒學文明淵源的“大”輪廓也就清晰起來了。
二、魯文化與孔子儒學的文化母體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提出要知人論世。《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是從歷史的維度論及孔子思想淵源；緊隨其后的“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亦不容忽視，其中蘊含著儒學誕生的地緣優勢。魯文化作為宗周文化之嫡傳，孕育了孔子思想，是儒學的文化母體。研究這一問題，不得不說楊朝明有著同樣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楊朝明于1981年考入曲阜師范學院歷史系，自此沐浴洙泗學風，游于圣人之門。他徜徉于孔廟、孔府、孔林、周公廟、壽丘、少昊陵、孔子出生地尼山之間，時常思接千載，不難想起《論語》中“子入太廟，每事問”的典故。在孔子故里曲阜，楊朝明確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20世紀80年代末，楊朝明留校工作，積極參與了恩師郭克煜先生主持的《魯國史》研撰工作。郭先生提出：“要想正確認識孔子思想，就必須對孔子所在的魯國的歷史進行一番考察，取得較為全面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較為正確地認識孔子思想。”。對此，楊朝明拳拳服膺，在研究魯國史的過程中，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晰，并決心專就魯文化史等進行深入研究。
首先是魯文化研究。“周禮盡在魯矣”，這絕非虛言。如眾周知，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因為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魯文化與周文化一脈相承。周初開始完善起來的宗法禮樂制度，鑄就了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使魯國成為周代禮樂保存最為完整的國家。用楊向奎的話說，魯國“是宗周禮樂文明的嫡傳”，中國之傳統禮樂文明“以魯為正統”。晁福林注意到“周代的禮樂文化雖于彝銘和文獻中有所記載，但卻比較簡略零散，因此研究周文化的學者往往從魯文化中尋其淵源、窺其底蘊，實為不可替代的良方”。魯文化與周文化的緊密聯系、魯國禮樂文化的深遠影響皆可由此一窺。楊朝明從魯國禮樂傳統的形成入手，系統研究魯國禮樂傳統的特點，重點關注禮樂傳統在魯國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對后世的深刻影響。顯然，孔子思想的產生與魯國的禮樂傳統密切相關。談到禮樂文化，不能不言《詩經》。在周代，“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繼承了這一傳統，“以詩書禮樂教”，主張“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周代禮典的施行往往配合著一定的樂舞，樂舞以詩作為樂章，也就是演奏《詩經》中的篇章。從文獻記載看，魯人對于《詩經》的熟悉和了解，也是他國所無法企及的。楊朝明以《詩經》研究魯人的政治、外交和其他社會生活，從《詩經》中探求魯國的歷史。他關注到《豳風》與魯國的特殊關系，對先賢時哲的研究成果進行細致梳理，贊同《豳風》猶“魯風”的說法。周公、伯禽把周樂帶到東方，豳風東傳，魯地便沿用了豳地的音樂調子。從本質上說，這一結論反映著周公與魯地的特殊關系，昭示著魯文化與周文化非同尋常的密切關聯。
楊朝明從詩、禮、樂入手研究魯國文化，可以說牽住了這一課題的“牛鼻子”。順此脈絡，上下求索，勾畫出一條清晰的主線，形成了對魯文化形成、生長、興盛、衰變的系統認識，其《魯文化史》一書即圍繞上述框架展開。晁福林認為這部著作不僅是楊朝明個人科學研究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而且在傳統文化與先秦史的研究上也會有相當的地位”。對于孔子思想與周、魯文化的關系，晁福林的認識十分深刻，他說：“孔子思想和儒學雖融會三代文明精蘊，但直接源流則當歸之于周、魯文化。孔子主要是在周文化與魯文化的背景下開創儒家學派的。”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學習與研究孔子儒學來說，魯文化的重要意義不待多言。在這一問題上，楊朝明不僅認識到位，在學識上更是專精有成。
其次是周公事跡研究。說到魯文化與周文化的密切關聯，實源自周公；如果追問對孔子學說影響最深、貢獻最大的人，亦非周公莫屬。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思慕周公，欲行周公之道。孔子非常熟悉周公事跡，動輒引述“周公之制”“周公之典”，思考“周公之圣”、“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盛”。歷史學家夏曾佑曾說：“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在宏闊的歷史格局中，周公的地位更加彰顯。楊向奎以“宗周→魯國；周公→孔子”的圖解，清晰標示出周文化與魯文化、周公與孔子的內在聯系。歷史上人們尊孔子為“至圣”，尊周公為“元圣”，研究孔子文化、魯文化，進而研究周公，這是很自然的，自當于此措意。然而綜觀楊朝明的周公研究成果，研讀《周公事跡研究》一書，其用力之深，新見之多，令人嘆服。眾所周知，研究周公事跡及相關周初史事有相當難度，不僅資料缺乏，有關文獻記載也較費解。楊朝明知難而上，“廣征博引諸種文獻史料，對所記載的史實重新梳理、考辨，去粗取精，以為立論之依據，同時又悉心研讀以往諸家有關研究成果，逐一進行評判，擇其善者作為立論之參考，并注意以科學的辯證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去觀察、分析、認識歷史現象，故對有關周公事跡的幾個重要的疑難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立見解，有一定的創獲”。朱鳳瀚的這一評介中肯全面，高度概括出楊朝明的研究方法、特點、成就。2000年，楊朝明以《周公事跡綜考》為題提交了博士學位論文，論文得到了李學勤等專家的盛贊。
研讀《周公事跡研究》一書，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一是楊朝明始終用歷史的眼光在寬廣的格局中看待具體的歷史事件。比如，透過周公事跡，向前追溯，牽系著對周代文化、商代文化乃至整個上古文明的認知；向后探求，關乎孔子儒學特質的形成，也關乎中華政治文明品格的生成。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二是楊朝明扎實的文獻考證基本功讓人嘆服，這是其在學術之路上披荊斬棘的利器。如果將該書與《魯文化史》合觀，將更能清晰地探悉其中的脈絡，李學勤認為：“《周公事跡研究》考訂周公史事本末，以論證詳密、層次明晰為先，《魯文化史》則通論魯國文化興衰，以脈絡清楚、征引廣博見長。讀者如能合觀這兩書，就不難了解楊朝明博士在學術研究中的趨向與成就。”由于對周公和魯文化的深刻認知，楊朝明從孔子儒學誕生的母體中汲取營養，使其孔子儒學研究更加清澈洞明，深具生命力。
三、先秦典籍與孔子儒學的文獻載體
無論思想研究，還是歷史研究，近現代學術界廣泛提倡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具體到先秦史領域，文獻以外，考古、古文字、民族學的資料與研究方法得到綜合運用。然而，正如朱鳳瀚所說：“用多學科交叉方法研究先秦歷史，其最基礎的工作應該是對文獻的深入鉆研。”盡管道無定體，學無定法，但是，歷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應當以文獻為基礎，具體到儒學研究，也毫不例外。在科學利用歷史文獻方面，楊朝明是十分成功的，這得益于他扎實的文獻學專業基本功，得益于他對文獻基礎研究的高度重視。楊朝明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學的都是歷史文獻學專業。讀碩士時，那是曲阜師范大學招收的首屆歷史文獻學專業碩士生。至今，楊朝明仍對當年的課程安排記憶猶新，對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版本、目錄等課程如數家珍，金文講讀、《尚書》選讀等依次排開。更可貴的是，他根據所讀著作，按圖索驥般地尋找老師，拜師安徽著名學者吳孟復，深入學習訓詁學，走訪請教了張舜徽、徐中舒、繆鉞、林劍鳴、黃永年、朱紹侯、高敏等著名文獻學家、歷史學家。
楊朝明篤學善思，朝夕孜孜，在逐步深入的過程中慢慢理解了前人的治學方法，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治學風格——注重以文獻為基礎，強調實證，無征不信，追求“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他深刻認識到，“如果想要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早期的文明領域有所突破，那么一方面，在對傳世文獻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所持有的材料的再分析能力與具體方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更需要新材料，也就是出土文獻的新發掘”?。只有對歷史流傳下來的儒家典籍進行系統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弄清儒家文化。在楊朝明看來，早期儒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儒學的淵源問題、孔子的研究資料、孔子以后的學術傳承、儒家經書、出土文獻的研究等，無一不需要建立在扎實的儒家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楊朝明博求深研，一篇篇論文相繼發表，代表作如：《〈尚書·皋陶謨〉與儒學淵源問題》《〈周誥〉諸篇次序考訂》《〈逸周書〉有關周公諸篇芻議》《新出簡帛與早期儒學的重新認識》《郭店楚簡與子思學術研究》《上海博物館竹書〈詩論〉與孔子刪詩問題》《〈孔叢子·刑論〉與〈孔叢子〉的成書》《關于〈六韜〉成書的文獻學考察》，等等，大部分收錄于《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洙泗文獻征信》兩部著作中。顯然，楊朝明治學范圍寬廣，除了致力于《尚書》《詩經》《周禮》《左傳》《論語》等廣為流傳的先秦儒家經典，對于《孔子家語》《逸周書》《孔叢子》等沒有那么“流行”的先秦文獻，亦溯流窮源，探究底蘊。其中，楊朝明對《孔子家語》研究用力最勤，研究成果也是最突出、最豐碩的。
《孔子家語》是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傳本《孔子家語》共10卷44篇，魏王肅注，附有王肅序和孔安國《后序》。《孔子家語》的真偽問題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大公案。縱觀《孔子家語》兩千多年流傳、研究史，盡管難以找到真正能夠證明該書之偽的任何可靠證據，但是，由于缺乏新材料，一些相關典籍又隨著疑古思潮被打入到偽書的行列，沒有了證據，就失去了繼續探討的前提，《孔子家語》研究在近代陷入沉寂。值得欣慰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早期思想文獻陸續出土問世，直接給《孔子家語》研究帶來新契機，前沿學者開始重新認識此書價值。概括言之，李學勤、龐樸、胡平生等前輩學者開啟了利用出土文獻探討《孔子家語》可靠性問題的先河，隨之，楊朝明積極參與到新時代《孔子家語》研究中來。
綜合來看，楊朝明對《孔子家語》的貢獻可涵蓋研究、教學、普及三個方面。楊朝明以細致考察《家語》的內容性質、成書過程、學術價值為核心，具體的研究工作從四個方面展開：其一為“《孔子家語》真偽問題探論”，代表了作者對《孔子家語》真偽及文獻價值、思想價值的系統認識。其二為“《孔子家語》的文獻學研究”，主要是對《孔子家語》文本尤其是單篇的具體研究。其三是“《孔子家語》與孔子研究”，以具體研究為例，凸顯了《孔子家語》對孔子思想研究的價值。其四是“《孔子家語》與儒家學派研究”，主要體現了《孔子家語》對儒家學派及孔子弟子研究的意義。一方面，楊朝明個人研究成果豐碩，主要論文匯集在《〈孔子家語〉綜合研究》一書，該書于2017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另一方面，作為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楊朝明將指導研究生撰寫學術論文視作《孔子家語》研究工作的延伸。大家圍繞《孔子家語》的種種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例如《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編撰、流傳、書序、斷代研究、單篇研究、與相關文獻的比較研究、思想研究等等，共有論文20余篇。多年涵泳其中，楊朝明比更多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孔子家語》作為儒學典籍的獨特價值，“與《論語》的簡略相比，《家語》（指《孔子家語》）有完整的場面；與《大學》《中庸》作為專題論文相比，《家語》中的思想更為全面；《史記》記錄了孔子事跡，但《家語》的記錄時代更早，內容更多，更加準確”。在楊朝明看來：“要準確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決不能舍棄《家語》，《家語》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孔子研究第一書’！”在多年積累的基礎上，楊朝明攜弟子編撰《孔子家語通解》一書，在堅持學術性第一的原則下，對《家語》進行序說、分段、注釋、翻譯。該書首于2005年由臺灣萬卷樓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后經校勘、修訂，于2009年由齊魯書社重新出版，成為《孔子家語》研究的善本和必讀書。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考察孔子故里，來到孔子研究院視察，看到桌子上擺放的孔子研究院成果中的《論語詮解》和《孔子家語通解》，表示很感興趣。這兩本書均由時任孔子研究院院長的楊朝明主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是一個特殊的機緣，使得《孔子家語》在更加寬廣的范圍內進入大眾視野。談到文獻研究，除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楊朝明還屬意于曲阜碑刻文獻。在浩瀚的文化長河中，篆刻有文字的石碑意在垂之久遠。“在我看來，孔廟里的石碑會說話。如果你有讀懂石碑、與石碑對話的能力，走進孔廟，你會發現，兩邊的石碑都像是在舉手，爭先恐后地要告訴你答案，告訴你歷史的過往。”楊朝明鉆研文獻久矣，涵養深至，有感而發，撰寫《孔廟的石碑會說話》一文，論述孔廟碑刻的特殊意義。
眾所周知，曲阜是歷代崇德、報本、宣示教化之地；孔子后裔承擔著宣傳儒學、祭祀孔廟的重任，也受到歷代的尊崇與優渥，許多優渥措施都載之石碑，不僅昭示歷代政權對孔子儒學的態度，也督促圣賢后裔祖述家業、遵禮修德。以孔廟石碑為代表的曲阜碑刻文獻生動地呈現了儒學與社會的互動。面對歷經歲月風化的石碑，開展著錄研究的任務十分緊迫。楊朝明就任孔子研究院院長后不久，便組織力量，開始了《曲阜儒家石刻文獻集成》的研究工作。耗時十載，著錄曲阜地區有儒學價值的碑刻近700塊，附錄碑刻存目及研究文章20余篇，總計200余萬字。2022年，孔子研究院推進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曲阜儒家石刻文獻集成》最終成果《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出版，列入“尼山世界儒學中心 中國孔子基金會文庫”。
儒學研究應當以文獻為基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楊朝明認為：“現在的儒學研究存在著對文獻利用不夠或者認識不足的嚴重缺陷，也是毋庸諱言的。”。對其中的原因，楊朝明有自己的思考：唐朝中后期以來，隨著佛學影響的擴大，人們以儒家道統對抗佛學法統，由此產生了對儒學經傳的懷疑。自宋代開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時期登峰造極，所謂“辨偽學”出現了極大偏失。疑古思潮本來為“衛道”而生，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卻換成了“反古”的面目，從而一發不可收拾。學術上的“疑古過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讓人感到古籍幾乎“無書不偽”“無書可讀”，更使得虛無主義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于是，人們非常遺憾地看到“孔夫子”似乎變成了“空夫子”。實踐證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學術研究的進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獻的不斷問世，一次次“轟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見”，也無情地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極大偏頗，學者們一次次地驚呼必須“重寫學術史”“重寫思想史”。
走在時代前沿的李學勤旗幟鮮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和“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的學術理念。“安其學而親其師”，秉承李先生的學術理念，楊朝明將目光轉向廣闊時空維度中孔子儒學與古代文明的探源性研究。如何做到“毋師己意，毋主先入”？所謂“無征不信”，楊朝明將事業的立腳處落實于文獻，虛心體察，使純駁淺深，自呈自露。事實上，古往今來，任何時代，沒有哪位真正的儒者不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充滿敬意和溫情，也沒有哪位儒者的文化情感是盲目的，無一不是建立在深深了解基礎之上的理解，建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近代以來，西方的堅船利炮摧殘了我們的自信；強勢文化的沖擊、疑古思潮的負面影響消解著我們的自信。即便在學術界，由于經學的沒落、文獻功底不夠，帶來的儒學話語失范現象也并不少見。徐慶文曾尖銳地指出：“許多人都評論儒學，然而，有些人對儒學的言說似是而非，甚至評論儒學的硬傷、說外行話的現象時有發生。”在這樣的境況下，正本清源，將儒學講清楚，將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講清楚，已不僅僅是作為學者的個人志趣，更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文化自信的學者擔當。學術必原心術。楊朝明誠是在這十足的責任感、使命感的感召下，發揚蹈厲、篤行不怠地開展學術研究的。
四、傳承傳播與孔子儒學的文化使命
“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動的活水，可水往哪個方向流，卻是與現實的實踐需要和社會制度密不可分的。”以當代中國的實踐為思維坐標，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如何傳承孔子儒學？這關乎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孔子儒學如何在今天的中國和世界發揮作用？這涉及儒學話語權問題。這些思考常常縈繞于楊朝明心田，他提出“我們要肩負起這一使命，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實踐者和傳播者”。對此，他在思想上是堅定的，在思路上是明晰的。
在楊朝明看來，孔子儒學的傳承與傳播一以貫之，傳統文化研究既要“登峰”也要“落地”。“‘登峰’就是需要大家去認識文化的深層意義。我們了解傳統文化的深度和高度，了解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要把這些成果加以轉換進而‘落地’，形成對人心、社會的滋養，形成人民共同的信仰和力量。”圍繞這一整體思路，他又尤其重視儒家經典的詮釋普及。要知道，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中華傳統文化也層次分明。整體而言，“中華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與觀念文化三大類。其中，觀念文化是整個文化體系中最核心的深層結構，是我們的祖先思考萬事萬物所形成的精神產品”。毫無疑問，中華典籍是中華民族觀念文化的核心載體，四書五經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承載著中華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價值體系、思維方式。普及傳播中華經典將是傳承文化最有效的路徑，也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牢靠抓手。因此，“要保持社會人心之正，樹立正確的價值信仰，就一定要習正學，讀正經，不能‘索隱行怪’‘攻乎異端’。先讀重要的書，先讀必讀的書”，這是楊朝明一再強調的，他希望儒家經典能夠潤養人們的日常生活，讓孔子儒學重回大眾視野。
在具體舉措上，楊朝明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撰寫出版儒家經典普及讀物。憑借對孔子儒學文明淵源、文化母體、文獻載體的深刻理解，對社會人生的深情體悟，楊朝明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多有獨到之處，成果豐碩卓著，主要著作有：《中華傳統八德詮解叢書》《中華八德·黨員干部讀本》《中華八德·青少年讀本》《孔子的叮嚀》《問學〈孔子家語〉》《〈論語〉的邏輯》《斯文在茲——〈論語〉講讀》《家國天下——〈大學〉講讀》《儒門心法——〈中庸〉講讀》《浩然正氣——〈孟子〉講讀》，等等。這為闡釋儒學在新時代的重要價值，為世界儒學研究、儒學普及推廣、儒學國際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另一方面，他積極行走在儒學普及推廣的第一線，在傳播中發揚儒學的時代價值。作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楊朝明認為自己有更大的責任弘揚孔子儒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孔子儒學與時代精神的互動交融。他希望影響更多有影響力的人，每次針對黨政機關、大中學校、企事業單位以及傳統文化師資培訓等演講，他都高度重視、精心準備，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在歷次的學術講演、講座與報告中，他總是高度強調中華文化經典的深厚底蘊與現代價值，強調經典研讀的意義和必要性。盡管聽眾不同，所在行業眾多，楊朝明的講座題目涉及多個方面，但是，“讓孔子照亮人心，用儒學溫暖世界”的主旨從未改變。
說到經典的傳承傳播，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思想引人關注，他在著作中指出：“藝術作品其實是在它成為改變經驗者的經驗中才獲得它真正的存在。”在這里，有三點是非常明確的：第一，藝術作品與經驗者本人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第二，藝術作品能夠改變經驗者；第三，改變經驗者的經驗是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不難理解，古往今來，經典潤養著人們的日常，事實上，經典也就存活于這一過程中，儒家經典更是如此。就在代代儒者的詮釋之中，它價值日增，活力日強。在詮釋流傳之中，漢唐經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新的學問已然誕生，經典之元氣更加充沛，根系更加龐大。在時間上，代代流傳；在空間上，無遠弗屆。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儒家學者守先待后，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楊朝明身處圣地，言傳承，以登峰為目標；言傳播，以落地為宗旨。故登峰落地并持，傳承傳播兩進，以此成就弘揚孔子儒學文化使命之全功。實踐證明，楊朝明的方法得當，效果明顯。
楊朝明學宗洙泗，要在深求于史，不離現實關切。自古及今，那些深刻理解傳統者，學術之路寬廣久長。在孔子儒學研究領域，基于對儒學傳統的深刻認知，對儒學淵源的細微體察，楊朝明致思方向明晰，治學方法條理，功力深厚，見識卓越。楊朝明以正本清源紹述孔子儒學為使命，探求其文明淵源，扎根文化母體，依托文獻載體，立體推動孔子儒學傳承傳播向縱深延展，在新的時代達到新的高度。這是楊朝明治學的得力處，也為后學開示用力之要，其功勞甚巨，其用心良苦，其用意深遠。
（宋立林，首批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2017-2021），現任曲阜師范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杏壇學者，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長，禮樂文化研究與推廣中心主任，喀什大學國學院院長，《孔子研究》副主編，《走進孔子》執行主編，兼任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孔子學會秘書長；李文文，山東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