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居六經(jīng)之首，而易學有“在蜀”之稱。巴蜀《易》學歷史悠久，成果豐富，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歷代巴蜀學人撰有《易》學著作370余種，現(xiàn)存者尚有160余部之多，構(gòu)成中國《易》學史的一大奇觀。其中，揚雄《太玄》、衛(wèi)元嵩《元包》、李鼎祚《周易集解》、陳摶《易龍圖》（存序）、蘇軾《東坡易傳》、來知德《周易集注》等，無疑是中華《易》學的重要成果。《巴蜀全書》工程通過考察歷代正史、方志和目錄書籍、人物傳記，發(fā)現(xiàn)巴蜀《易》學發(fā)生甚早，著作綿延不絕，雖歷經(jīng)淘汰，猶可考見漢代8種、魏晉6種、隋唐五代10種、宋代160種、元代14種、明代30種、清代150種，可謂代有其書，蔚為大觀。程頤說“《易》學在蜀”，全祖望謂“甚矣蜀之多《易》也”，姜國伊撰《易學在蜀賦》，劉咸炘稱“《易》學在蜀，猶詩之有唐”，謝無量撰有《蜀易系傳》及續(xù)篇，當代學人也對巴蜀《易》學源流進行過考述，學界已形成“巴蜀《易》學”概念。
蜀易淵深，有利于《易》學探源
《漢書》稱《易經(jīng)》成書“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有一個長期形成過程。《周易·系辭傳》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即“伏羲畫八卦”的史影，自后又經(jīng)神農(nóng)“重為六十四卦”（鄭玄說），文王、周公擬定卦辭爻辭，于是《周易》經(jīng)文始成。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遂作《十翼》，然后《易》學大興。若追溯《易》學源頭，或許與西部有關(guān)。《周禮》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jīng)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說明《周易》之前還有《連山》《歸藏》二易。《山海經(jīng)》佚文“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此夏后氏即夏禹。《荀子·大略》：“禹學于西王國。”《史記·六國年表序》：“禹興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謐言：“《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張守節(jié)《正義》：“禹生于茂州汶川縣，本冉隴國，皆西羌。”《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說明禹“生于廣柔”“興于西羌”自是戰(zhàn)國至漢晉的普遍傳說。
鄭玄有“神農(nóng)重易”“夏易曰《連山》”等說法。《連山》后世失佚，但其殘文斷句尚見于注疏所引。酈道元《水經(jīng)注》于《淮水》引《連山易》：“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引《連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啟或均）是也。”可見《連山》佚文含有夏代故實，應(yīng)與禹制作（或其后人補作）有關(guān)。至于《子華子》：“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連山》以之而呈形。”張行成：“夏曰《連山》，天易也；商曰《歸藏》，地易也，有法數(shù)而未有書；文王曰《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使“三易”與“三才”結(jié)合起來，這種“天、地、人”三方結(jié)構(gòu)的思維模式，與古蜀崇拜“天皇、地皇、人皇”、揚雄《太玄》分立“天玄、地玄、人玄”、唐慎微傳《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劃分“天藥、地藥、人藥”一樣，都是蜀人固有的思想框架。
謝無量《蜀學會敘》謂“《連山》，禹制之”，是合乎情理和邏輯的。可見《連山》是《易》學之鼻祖,為大禹所作，應(yīng)與古蜀文化有密切聯(lián)系。
考諸箕子所述《洪范》，稱大禹得“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可知“五行”“八政”以及國家制度、政治文化等，或為大禹所傳。陰陽、三才、五行觀念以及早期“易經(jīng)”，都有可能起于西部。考察巴蜀文獻，對探討《易經(jīng)》起源無疑具有參考價值。
綿延不絕，有利于學脈厘清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名家名著時有產(chǎn)生，《史記》載“孔子傳《易》于（商）瞿”，說者謂《十翼》即商瞿所傳，《文言傳》中“何謂也”和“子曰”等處，皆瞿與夫子問答之詞（明豐坊）。數(shù)傳至漢初田何，田何傳《易》于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王同傳《易》于楊何，楊何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征為中大夫，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可見商瞿為博士《易》祖。楊慎《升庵集·蜀志遺事》載：“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又云宋祁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楊慎考宋羅泌《路史》與王象之《輿地紀勝》，認為瞿上城在成都雙流；曹學佺《蜀中廣記·成都府·雙流縣》又載雙流有商瞿里，治東十里瞿上鄉(xiāng)有孔子弟子商瞿墓；謝無量《蜀學會敘》稱偶見宋刻本《景文集》有宋祁所作《成都先賢贊》，認為“慎說良信”，因謂“《周易》之傳始在蜀”。漢初，隱士胡安亦居臨邛白鶴山傳經(jīng)，司馬相如曾從之問《易》，其時約在文帝末年（公元157年）前。田何至惠帝時尚存，則胡安當與田何同時或相前后。田何在中原傳《易》時，胡安亦在蜀中傳《易》，二人時代應(yīng)相距不遠。稍晚蜀人趙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云受（授）孟喜，喜為名之”。似乎“卦氣說”也與蜀人有關(guān)。自后嚴遵、揚雄等人傳《易》不絕，名家輩出，或開風氣之先，或集諸學大成。嚴氏《老子指歸》融會《易》、老、儒三家之說，揚氏《太玄》、王長文《通玄經(jīng)》、衛(wèi)元嵩《元包經(jīng)》，皆依仿《周易》而造新經(jīng)。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漢《易》大成，宋有陳摶《易龍圖》開圖書《易》學先河，龍昌期《三教圓通》又以《易》會通三教，蘇軾《東坡易傳》多言人事，房審權(quán)《周易義海》匯集漢宋《易》說多達百卷，魏了翁《周易要義》《周易集義》更是兼治漢、宋，成一大淵海。至于張浚、張栻、李心傳，元代黃澤、王申子、趙采，明代熊過、來知德，清代李調(diào)元、劉沅，民國廖平、楊國楨、尹昌衡、劉子華諸家，都是不可忽略的《易》學大師。此外還有眾多不太受人關(guān)注的易家、易著和易文，不勝枚舉，謝無量稱“《周易》自漢盛至今，惟蜀人能傳之”并非虛譽。
結(jié)合時代背景、學術(shù)大勢和《易》學流派，可以大致看出巴蜀《易》學的起承轉(zhuǎn)合：在漢代呈現(xiàn)“儒易老三學結(jié)合”狀態(tài)，嚴遵、揚雄是其代表；魏晉南北朝，仿《易》擬經(jīng)，王長文、衛(wèi)元嵩為代表；唐代是“漢《易》玄《易》兼收并蓄”，李鼎祚是代表；宋代是“圖書象數(shù)義理”統(tǒng)一和“儒釋道”結(jié)合，陳摶、蘇軾、龍昌期、張浚、張栻、魏了翁是其代表；元明是“象義漢宋結(jié)合”，黃澤、王申子、趙采、熊過、來知德是其代表；晚清“中西古今結(jié)合”，劉沅、楊國楨、廖平、尹昌衡、劉子華等是其代表。其起伏脈絡(luò)，大致經(jīng)歷了大禹《連山》奠基易學，商瞿與博士傳承《周易》，漢代轉(zhuǎn)型，蜀漢兩晉變異，南北朝延續(xù)與依仿，隋唐五代統(tǒng)一，兩宋鼎盛，元明清初因襲與創(chuàng)新，晚清民國匯通中西古今等階段。厘清其延續(xù)不斷之學脈，總結(jié)其特點，分析其價值，有利于當今易學傳承發(fā)展。
兼容并包，有利于《易》學史研究
巴蜀《易》學家喜為集注集解，保存了大量古《易》舊說，對學史研究和返本開新都有助益。自魏王弼《周易注》盛行，漢《易》日漸衰微，至唐代王學遂占獨尊地位。幸而先有益州陰弘道撰《周易新論傳疏》，“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于《易》有助云”；稍后資州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廣輯子夏、孟喜，以迄何妥、孔穎達36家《易》說，在唐代官方《周易正義》所依王弼《易》外，保存瀕臨失傳的漢《易》資料尤多。該書系現(xiàn)存最早集解性《易》書，是研究漢代《易》學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隋唐以前《易》學“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千百年后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俾古人象數(shù)之說，得以綿延，至今弗絕，則此編之力居多”。
至宋元明，巴蜀《易》家將蜀學“兼容并包”精神發(fā)揚到極致。熙寧間，成都房審權(quán)撰《周易義海》100卷，他鑒于“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shù)，或推之于互體，或失之于虛無”，于是集鄭玄至王安石百家，摘其“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為一編；其對諸家說有異同或疑惑處，則加以評議，附于篇末。《四庫全書總目》云“自唐以來，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后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quán)《義海》而已”。由于卷帙過大當時刊刻不易，后經(jīng)江都李衡刪其精華而成《周易義海撮要》行世。綿竹張栻《南軒易說》合會蜀洛，補注《伊川易傳》所缺《系辭傳》，擴大理學《易》在巴蜀影響。蒲江魏了翁《周易集義》廣輯宋《易》，取濂洛以來大儒《易》說16家匯為一編，保存《易》說（如楊時、呂大臨諸家多已亡佚）和舊版（宋刻）最多，無異宋《易》淵海。而其《周易要義》又撮要魏晉及唐注疏，“主于以象數(shù)求義理，折衷于漢學、宋學之間”，其文字“雖主于注疏釋文，而采掇謹嚴，別裁精審，可謂剪除支蔓，獨擷英華”。元代資州黃澤《易學濫觴》“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shù)，遁于玄虛；漢儒之用象數(shù)，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潼川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節(jié)錄程頤《易傳》、朱熹《周易本義》注文，又附《語錄》及己說，“折衷”程、朱，并存古義，認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極具包容性。明代富順熊過（號南沙）撰《周易象旨決錄》“遠溯漢學，雖未必遽追梁、孟，然義必考古，終勝明人幻渺之談”；楊慎序其書：“《周易象旨》一書，兼采眾家之說，而多象數(shù)為主，亦北海、考亭之遺意也”。全祖望亦謂：“以予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shù)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四庫總目》云“在明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清代雙流劉沅《周易恒解》兼容漢宋，不言象數(shù)，深非“歷代言《易》者，大半皆偏于術(shù)數(shù)”，盛贊“王輔嗣（弼）始專以理言，厥功甚偉”；又斥程、朱《易傳》《本義》瑕疵不少；其解經(jīng)專重說理，潘雨廷謂其“理多可取”。巴蜀《易》學之匯集舊說，融會貫通，構(gòu)筑起中華《易》學傳承的橋梁。
勇于創(chuàng)新，有利于《易》學“兩創(chuàng)”
在特定歷史積淀和時代背景下，巴蜀《易》學往往有超乎尋常的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如漢代成都嚴遵《易》《老》兼治，《華陽國志》載其“雅性澹泊，學業(yè)加妙，專精《大易》，耽于《老》《莊》”；又假以卜筮，借卦以施教，著《周易骨髓訣》《卦法》，兼有儒、道、《易》、數(shù)術(shù)四術(shù)。宋代眉山蘇軾、陵州（今仁壽）龍昌期等人儒道匯通，雜引禪學。蘇軾《易傳》多雜道佛，朱熹撰《雜學辨》以是書居首；龍昌期儒道兼治，文彥博語其“浮英華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黃老”，是兼容道家儒家；其所注《易》，范仲淹稱贊“深達微奧”。
漢代郫縣揚雄、三國廣漢郪（今三臺）人王長文、后周什邡衛(wèi)元嵩，皆是模擬《易經(jīng)》以創(chuàng)新說。揚雄少時曾從嚴遵問學，“以為經(jīng)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張行成云《太玄》“義取于《連山》”。王長文系蜀漢犍為太守王颙之子，其仿《周易》作《通玄經(jīng)》4篇，有《文言》《卦象》可用以卜筮，時人比于《太玄》。衛(wèi)元嵩《元包》數(shù)用《歸藏》，體例與《太玄》相近，多奇字不易讀。《太玄經(jīng)》《通玄經(jīng)》《元包》在《易》學傳承的基礎(chǔ)上，表現(xiàn)出仿圣擬經(jīng)的開放性和創(chuàng)新性。
宋代陳摶（字圖南，自稱“西蜀崇龕人”，屬今安岳）《易龍圖》倡言先天、無極、河圖、洛書之學，用黑白點子解釋《易》卦起源，以為龍馬所負之圖，開啟宋代圖書《易》學先河，后來種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范諤昌、劉牧、黃晞，直到南宋朱熹等人，遞相傳授，影響中國《易》學十分深遠。元人王申子云“此二《圖》不知希夷以前何所托，至希夷始出，亦已奇矣”，當為其首創(chuàng)。臨邛張行成《易通變》窮極數(shù)學，取陳摶至邵雍所傳先天卦數(shù)等14圖，敷衍解釋，以通其變，魏了翁語其“頗得《易》數(shù)之詳”，發(fā)明甚多。
明代梁山（今梁平）來知德獨處空山，覃思《易》理29年，自成一家之學，撰《周易集注》達明代象數(shù)《易》學創(chuàng)新的巔峰。專取《系辭》“錯綜其數(shù)”之說，以錯卦、綜卦論易象，人稱“矣鮮《易注》，繼往開來，亙百代而一見者”；全祖望亦謂“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后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于天下”；《四庫全書總目》更稱其“當時推為絕學”。民國簡陽劉子華《八卦宇宙論與現(xiàn)代天文》，兼及天文，會通《易》學闡釋與自然科學，運用八卦的邏輯結(jié)構(gòu)分析太陽系，以八卦配星球，得出尚存一顆當時還未被認證的行星的預(yù)言，震驚當時歐洲。
巴蜀《易》學作為一種地域性特征較為濃郁的思想體系，在促進《易》《老》會通、三教合一、仿圣擬經(jīng)、兼容并包、引領(lǐng)學術(shù)文化發(fā)展等方面，有著重要意義。作為中華《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博大包容、開放創(chuàng)新等特征，對《易》學探源、學脈梳理、舊學反思、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等，都具有重要參考和借鑒價值。認真整理和研究巴蜀《易》學文獻，將有力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