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看西方文明的優點多，看中華文明的缺點多；而現在西方文明暴露的弊端引起一系列世界性危機，使中華傳統潛在的精華得以展現，當此之時，更多地關注中華文明的優點及其當代及未來的價值，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文化哲學比較中把握中華核心價值，見仁見智，可有不同表述。我傾向于把它歸結為“仁恕通和剛毅”六個字。
中華文明首先推崇仁愛，把愛人作為最高信仰。孔子講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講仁者愛人，韓愈總括“博愛之謂仁”，從愛親人推而愛他人愛社會愛萬物，視天下猶一家，視天地萬物猶一體，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懷。尊重生命，關愛他人，是中華共同體存在的根本價值依據。中華仁者愛人之道與西方基督教的愛人如己及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博愛是相通的，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來，愛心來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賦予，不以愛神為前提，它乃是人類共同體正常生活的內在需要，如孟子所說“愛人者，人恒愛之”（《孟子·離婁下》），墨子所說“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反之，交相惡必然共相害。
中華的仁愛之道的最大特色是落實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從而具有了超越等級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為當今人類多元文化實現和諧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徑。忠道就是盡己之心幫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希望他人自立發達，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強加于人，這就引出一個恕道，用“恕”來保證仁愛的實現。
孔子認為“恕”是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將心比心，體諒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愛，不僅反對仇殺報復，也不贊成把愛強加于人，因為那不是真愛，還會引起怨恨。基督教提倡愛人并熱心公益慈善事業，值得肯定。但原教旨主義主張“基督以外無拯救”，把不信上帝的人視為異端，而實行“己所欲，施于人”，往往造成文明的沖突，因此開放的基督教人士贊賞孔子的恕道，提倡不同宗教之間的互尊與對話。恕道是中華文明博愛的最大特色，它在歷史上**緩解了等級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內部關系緊張，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間的大致和諧。
仁愛情懷再進一步落實便是通和之道。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大的文化共同體，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體，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脈流長，紐帶堅固。其緣由，一方面有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文化內核，向心力強；另一方面內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補，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對外開放學**，不同的文化漸行漸近，彼此感通互攝，以和諧為主旋律，有沖突而沒有宗教戰爭，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體在不斷豐富與更新中發展?！兑讉鳌分v“感通”“會通”，莊子講“道通為一”，譚嗣同講“仁以通學第一義”，“通之象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與塞”，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會通者彼此由溝通而融會，相互攝取，其關鍵在于心靈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際關系與文明關系。
中華文明的主導儒學，不把自己看成絕對真理，因而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氣度。它重點不在向社會提供某種信仰或學說，而是向社會提供不同信仰、學說之間相處的智慧，即協調多元文化的智慧，這就是中和之道，相信“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以中庸為至德，堅持“執兩用中”，反對極化思維與行為。它站在“天下”即全人類的高度，以平等的心態看待多樣性文明。它有自尊，同時能尊重他者。孔子的“和而不同”成為中國人協調多元民族與文化關系的偉大智慧，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樣的深厚傳統，而且養成持中、穩健、妥協、溫和的民族性格，極端主義不易滋長。因此，中華文明不會成為任何其他文明的對手，只會成為它們的朋友與伙伴。當然，中華民族有文明底線的堅守，以正義為準則，以真善美為方向，不向邪惡讓步，故強調“和而不流”（《中庸》）。
中華文明鑄成的中華精神，可以用《易傳》三句話表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中正。它的價值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在蘊含仁恕通和的溫潤、包納利他之道的同時，也不乏剛直毅勇之質，因而中華民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擔當，在民族艱難危急時刻挺身而出，迎風浪而上，挽狂瀾于既倒，開辟出民族復興之新路?？鬃诱f：“剛毅木訥近仁”，“質直而好義”。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庸》以“仁、智、勇”為三達德。孟子闡揚大丈夫豪邁氣概：“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蓖ㄟ^養浩然之氣形成獨立不移的品格。這種品格正是《易傳》說的“剛健中正”：不屈從亦不欺人，有毅勇而無偏邪。中國人向往在多元國家民族互尊的情況下使中華民族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向往在社會人們互尊的情況下使每個人和家庭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它摒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霸權邏輯，而追求國格人格的平等。今日中華民族在迅速和平崛起過程中對外實行睦鄰安鄰、協和萬邦的方針政策，對內實行民族平等、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尊嚴的方略，正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當代體現。
西方文明主導著國際生活，它內含的工具理性、個人主義的膨脹和對抗哲學的慣性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道德危機，已經達到極為嚴重的地步，必須用中華文明的仁恕之道、通和之理、中正之德加以補救。這不僅關乎西方和東方的地區發展，更關乎整個人類是否有光明前途。地球村公民應有這份認知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