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和我提出國學書目八十五部，它包括了儒佛道三教和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在歷史上影響深廣的要典（見《中國思想文化典籍導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這個書目也許太大，也許還需要補充調整，那么讓社會人們共同參予研討，加以改造。但總得有人先提出一個方案作為討論的基礎，而且我相信此書目的主要部分的必讀性是無可懷疑的。張先生又從八十五部中選定十部書，作為必讀之書。它們是：《周易》、《論語》、《孟子》、《老子》、《孫子》、《史記》、《綱鑒易知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幼學瓊林》。這個書目是給青少年提供的，其實它對于成年人來說也似乎太多太高。但我們的目的是要樹立一個理想目標，從培養跨世紀的全面發展的人才著眼，不能太遷就目前的水平，這是其一；讀經典主要應在青少年打基礎的時代，這一時期讀書最快最牢，終生難忘，中年以后雖然理解能力大為增強，但記憶力差了，而且要擠出讀書的時間很不容易，這是其二。所以社會要抓青少年經典訓練，中年以后靠自覺。對于有志于從事人文學科事業的青年，不妨再多讀幾本書，例如儒家經典中，除了《易》、《論》、《孟》，要讀《禮記》和《孝經》，不然很難了解中國的宗法制度和傳統道德；道家經典中，除了《老子》，還要讀《莊子》，你的心靈或由以而大開；佛教經典至少讀《金剛經》、《心經》、《壇經》，由此領略佛家的精神；史書方面，除了前四史，應讀《貞觀政要》，這是一部高水平的政治教科書，治國經驗皆薈萃其中；文學方面，唐詩之外，還要讀點宋詞，而《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則是中小學生的讀物，文科大學生則要加讀《紅樓夢》、《聊齋志異》和《金瓶梅》，它們會幫助我們知世、論人、增智、為文，其益莫大焉。
讀經典作品，當然要讀原典；今譯今注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依賴。讀原典好比品嘗豐美的飯菜，色香味俱可細細感受體驗。讀今譯好比吃別人咀嚼過的飯菜，不僅味道差得多，而且加進了別人的分泌物，與原品不會一樣。現在的障礙在文字上，一是文言表達方式，二是繁體書寫，這給一般青年閱讀原典帶來困難。但是這個困難必須克服，也能夠克服。所謂必須克服，是指原典具有無究可詮釋性，不可替代，不下功夫直接閱讀，就達不到基礎訓練的目的。所謂能夠克服，是指中國人闖古文繁字關有較好的條件。文言孕育出白話，兩者本就相通，文主仍部分地活在白話之中，受到人們的喜愛，而經典的許多語句常成為座右銘流行在生活中，所以人們學起來的興趣，有接受的能力。再說，今譯今注逐漸增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原典。至于繁體字，它流行了兩千年，形成六書的規則，只是筆劃多一些，結構上有規律可尋，認識并不困難。古代典籍的簡化字本仍是少數，多數是繁體字本，一九五六年以前所有的書刊皆用繁體字，大型史書、類書、叢書至今重印繁體字本。所以當代知識青年應該在“用簡”的同時“識繁”，學會識繁這一本領，其中珍寶可任你選擇。這至少跟學外語同等重要，而掌握這一本領，只要在小學認字時期適當加以訓練就可以了，比學外語容易得多，因為繁體字畢竟是自己祖國的文字，接觸機會又多，用不了太多時間就可以學會。我的想法是：不給學生以“識繁”的訓練，等于剝奪新一代乃至后代直接閱讀古典的權利，給民族文化的傳承制造人為的障礙，誰能承當起這樣重大的責任？我們有些人一看到繁體字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便認作是文字使用上的混亂，急急忙忙加以掃除。繁體字是正正經經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字，如今古書出版還在使用，港臺澳地區還在流行，并不是什么亂造的文字，何必要加以“橫掃”？滿街英文為什么不“橫掃”？我覺得繁體字的適當流行一種社會需要，是好事不是壞事，它讓人們在這種環境中更好地掌握“識繁”，以減少古書及同港臺交往的麻煩，有什么不好？我套用“一國兩制”的話，可不可以在文字上實行“一語兩體”？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兩體都有生命力，你要消滅一種不可能，問題在于印刷品如何統一，可以坐下來討論。回到讀經的問題上來，我想強調的是：決不能把文化的傳承寄托在少數專家翻譯古書上面，這樣局限性太大；與其化大氣力組織上專家搞今譯本、印簡體本，不如讓青少年普通得到讀文言、識繁體的技能，使他們能夠直接面對原典，這樣做的效用不知要擴大多少倍，費事又不大，何樂而不為呢？
最后，我說一段經歷。我去韓國開會，看到那里的現代經濟很發達，社會管理水平是先進的，同時韓國又大力提倡儒學，何持了尊孔讀經的傳統。他們向我們提供了一種傳統與現代化相結合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我在漢城遇到一位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中國留學生，該生告訴我，在中國的大學沒有學過《論語》、《孟子》，來至韓國，學校卻要你認真學習，沒曾想跑到外國來學中國的經典，于是感慨萬千。我看到韓國人修身處世中表現出儒家道德很深的影響，青年人彬彬有禮，行有所循，社會風氣很好。中國人應該認識到現在是“禮失而求諸鄰”，要有慚愧之感，要借此激勵自己，趕快把優良的傳統恢復發揚起來。
來源：牟鐘鑒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