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最近十年來日益受到各方面重視。從官方到學術界到企業界和民間，人們都越來越關注傳統文化對于現代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關注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此，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宗桂與臺灣大學哲學博士，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林安梧進行學術對話，原文刊載于《貴州社會科學》，現將精彩內容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中國傳統文化值得認真辨析和運用
李宗桂：我們今天要建設中華文化，要發展經濟社會，要提升國民素質，究竟該怎么來解決？有很多路徑，其中一個重要路徑，是利用我們的傳統資源。在我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應該可以而且能夠成為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資源。我們中華文化建設的一個取向，應當是站在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的高度，批判性地清理傳統，而不是簡單地否定傳統，要在一定意義上回歸傳統，去挖掘傳統、轉化傳統、提升傳統，乃至創造新的傳統。
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中國傳統文化哪些方面是有價值的，我們稱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能夠對我們今天社會的發展有所幫助的，值得認真辨析和運用。當然，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當今社會的價值并不單純表現在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而主要是表現在精神價值的層面，比如人的素質的提升，人的心理的安頓、精神家園的構建，以及社會人文環境的營造等。
我們今天要解決現代化發展中的諸多問題，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公序良俗的形成、公民素質的提高，等等，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找到價值資源，這是有合理性的，是在主流社會取得了共識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優秀傳統文化？它的標準也就是價值尺度是什么？歷史上的儒家、道家、法家、佛家、名家、陰陽家，孔孟老莊、程朱陸王，經學玄學理學，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他們的哪些方面是合理的，為什么合理，在實際上有很大的爭議。
林安梧：我當然認為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概在二十年前我就談到過這個問題，認為不必再問“傳統文化如何開出現代化”這一問題，而應轉為“如何開發文化傳統”以參與到現代化的過程中。老一輩學者問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妨害現代化、是否能開出現代化，我覺得這個議題已經是一個假議題了，因為這是關連著徹底的反傳統主義因之而形成的另一個對立面，就此對立面而造成的。
現代化是復數不再是單數，現在大家想到現代化是多元的方式，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方式都不太一樣。現代化應該是這樣一種方式，能夠使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安全更受到保障，能夠使人更為理性和開明的溝通。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西方化，不是。以前我們很容易把西方化、現代化連到一塊，現在已經慢慢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談中國傳統文化跟現代化的關系，或者談整個中華民族邁向未來的發展，我覺得格外有意義。
李宗桂：我很贊同這個看法。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關系的時候，不能停留于過去的問題，即“中國文化能否開出現代化”、中國文化和現代化是不是相適應。
傳統文化對現代化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阻礙作用，當然也不是簡單的順向的作用。具體來說，我們今天不是討論其能否開出現代化，而是說它和現代化怎么相融合、現代社會怎么去善用傳統資源，因為我們現在研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這個題目本身就已經邏輯地表明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和現代化相通的理念。正如討論“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文精神”，首先是要承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本身有人文精神，先承認事實，再進行評價。所以，思路是要調整一下。
林安梧：經過這樣的轉化，這個問題就“開”了。所以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標準應該怎樣劃定。剛剛談到“人文”，我想中國近現代受到西方的沖擊，所以一看到“人文”就想到西方近代主義的humanity、humanism，如笛卡爾(R.Descartes)所說“我思故我在”(Cogito ego sum)，從思維主體的確立而展開我對世界啟蒙的Enlightenment，一種知性的亮光；或者如弗蘭西斯·培根(Francies Beacon)所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是這樣一種想法下的humanism。
中國古代所說的“人文”可關聯《易經》所講“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見我們的“人文”跟“天文”是連在一塊的，我們有天、地、人的“三才”傳統。就此而言，humanism的意義就不一樣了。我們以前有些語匯可能在西方的歐美中心主義底下變得窄化，現在有機會把它重新打開來。所以我們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談到“人文”，就想到天、地、人“三才”的傳統，在中國哲學的做法上就會重新理解。
至于有沒有人文，應放在天、地、人“三才”的層面去說。荀子講“禮有三本”，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其實這就是“天地君親師”的傳統。這個傳統我認為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里的一個根本，只是“君”這個詞會讓人聯想到帝皇專制、封建專制。其實如荀子所說，“君者能群者也”，“君”的意思就是一個社群、一個community里頭的領導階層，所以未必要把“君”理解得那么狹隘。有人建議把“君”轉化為“圣”或“國”，那就是“天地‘圣’親師”或者“天地‘國’親師”也可以。總的來講就是，讓中國文化回到天地、自然生命的源頭，回到血緣生命的源頭，回到圣賢教養的源頭，這個是我們整個中國民族生命的源頭。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照顧到自然生命，照顧到血緣人倫，照顧到圣賢教養文化，那整個中華民族應該不只是在本民族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對全人類的文明應該也會起到一個比較良性的交談。
李宗桂：安梧教授講到這個問題，令人感慨。我覺得我們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應該從歷史條件出發，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曾經起了積極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比如能夠促進公序良俗的形成、能夠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能夠提升民族的精神底氣之類的思想力量或者精神價值，就是優秀的、合理的。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觀點去把古人現代化，去否定它，如果這樣的話整個歷史就會一片漆黑。
古代強調社會的協調、合理，要求人要守規矩、要遵守人的職分的思想，還是有很強的合理性。我們今天社會的很多問題，我覺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太沒有規矩意識，沒有身份意識，老是片面地去鼓吹“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把拿破侖的話簡單化、片面化、絕對化。當然，五四時期是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時期，對于以守成主義為職志和標識的傳統文化進行富有時代精神的批判，有很強的合理性，反映了時代的進步。但當社會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需要穩定、安定的時候，就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