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發展是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關心的事。中國哲學的中心話題是甚么，發展到什么地步，未來的理想境地是什么，目前中國哲學學者們似乎并沒有好好的談過。中國哲學學者都是站在自己感受興趣的問題與影響自己的文化傳承或學術背景上發抒自己的意見。當然時代與歷史也賦予一個哲學學者的特殊出發點和一般的共同意識。共同意識應從共同背景去找：五四以后儒家中心主義的失落；政治與學術的對立；儒家從政治中的逐步解放（到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批孔運動還不是要擺脫孔子思想的影響嗎？）與自身解構，中國發生了恒古未有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同時失落的重大危機。要建立政治權威并要使其合法化是一部當代中國歷史中社會內在的掙扎，可說自有史以來傳說中的襌讓到流行幾十世紀的朝代循環再到如今臺灣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此一內在社會掙扎的寫照。我說社會內在的理由是此一掙扎可看成是代表社會良心的中國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追求社會共同意識的認知與取向的結果。在另一方面，要重建失落的道德傳統并使之獨立于政治權威之外卻更是一件巨大的、甚至劃時代的偉大歷史工程與社會挑戰。說他是劃時代偉大的理由是：道德傳統的獨立性不只在于其不受政治權威的干擾，且能節制政治行為，但卻又不必然統合政治行為，因而不必等同于泛道德主義解釋下的儒家，造成名為「圣王」實為「王圣」的傳統政治文化。這是要一方面陳述與堅持道德傳統的標準與理想，另方面卻要有學術與知識的水平來認知、促進與維護道德傳統的合理性、合法化與有效性。1為了要建立與充實知識與學術我們又不能不重視科學理性與批判理性的建立與維護。
當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之說（見牟著《道德的理想主義》、《中國文化的特質》等書。）道統指儒家內圣之學，學統與政統則為外王之學。他的道統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與最后真理的追求與認識，則不止中國有道統，西方或其它文化大傳統也當有它們所信仰與堅持的道統。但牟先生顯然把道統看成中國文化優良的特質，表現在宋明儒學（尤其是宋明心學）的道德形上學上面。他認為中國文化只有道統而無學統與政統，這是由于他把學統看成科學的傳統而把政統看成現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國歷史上的現實的政治與學術，啟發知性，建立科學的學術與民主的政治。但他卻認為這個建立是可以自道統的「坎陷」中開引出來的。此即是他為學者所知的「內圣開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說」。牟先生的這個說法經過了多年的討論、批判與正反辯駁，目前可說有了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應該說是一個用意引起誤導的說法。因為良知作為道德理性是否能夠「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正確的說法是道德理性不應該取代或掩蓋知識理性的發用與運作，也就是說，牟先生說的「道德的形上學」不能壟斷一切，而應留下空間給「知識的形上學」去發展科學知識。2在此理解下，我認為更深入的說法應是：為了開出科學與民主我們必須與應該反本歸元，澈底掌握人之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與良知的雙行發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謂「人性本體」之「中」。但「人性本體」之「中」不是靜態的結構而是動態的平衡發展的過程，用傳統儒家的話說，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誠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誠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達到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們可以對「人性本體」之「中」作出如下解釋：「人性本體」之「中」就是人能執人性知意兩端以見含容及超越兩端之本體并以用于事與行，此即為「用中」，也可以說是執人性之兩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進的全體。這種執中與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說的蘊涵于知識與良知兩者之后或其中的「本體理性」。在「本體理性」所開拓的空間里，科學與民主作為道德理性與知識理性交相影響與結合的成果都有它們應得的地位。道德理性與知識理性的動態的相互損益只是一種整體系統中的調整關系而已。
有關牟先生的三統概念上的分別與聯系還有一個問題。中國是否只有道統而無學統與政統呢？這是涉及我們對所謂學統與政統或統的定義與理解問題。如果我們把文化傳統看成是一有機性的活的體系，我們就很難想象一個整體文化中只有真理的傳承而無學習方式及政治規模的理想及其傳承手段。這也就是說中國有中國文化中的學統與政統，即使中國的學統作為方法學并未體系化為系統知識的來源，而中國的傳統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為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們必須肯定，同樣的，在現代西方尚未發展出現代科學與現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內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學統與政統。無論在希臘、羅馬及中世紀時代都可看到道統、學統、政統交相影響的情狀。顯然，我們必須實際的區別三者，并進一步分別歷史上事實存在的三者與一個文化體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應有的相對的內涵與關系。我的看法是：我們應首先認知一個傳統的形成必須具有下列幾個因素，即時間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維護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識形態與價值信念，廣大的社會群與知識份子的實際維護的力量與實踐。從這個定義看中國文化，我們實際所面對的是一套傳統歷史的價值文化、學習文化與政治文化。價值文化是道統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中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并有其相關的制度與權威的支持者。學習文化從古代的六藝到后來的士子學也是斑斑在目，這是學統的體現。在所謂政統方面，尚書可說大致提供了一個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實際政治中卻無疑是權利運用的現實主義，因之制度的變革，甚至改朝換代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歷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際嚴刑竣法的政治變革是對戰國分裂局面的整合，漢代文景之治的黃老作風是對秦的嚴刑竣法的訂正，到了武帝采納公孫弘之言獨尊儒術，卻又是整合一個大帝國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綱五倫的意識形態來規范和制約社會。但變革盡管變革，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體制卻從未改變。是否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政統就此定型在專制帝王的朝代循環上呢？由于變革的存在，固不論隋唐的變革，宋明的變革，滿清的變革，其中反映的顯然不盡是治統的問題，而是政統與治統交相影響的問題。不但政統與治統交相影響，政統也與學統與道統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是文化的統合性使然。如何辨別三者并使它們相對的獨立起來，也相對的自我充實起來，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