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還要重新闡釋新儒家對儒學精神的理解？由于儒學發展經歷較長了時間，儒家精神在不同階段獲得一些發展之后，往往卻因為歷史跟現實的原因，或多或少地喪失了。今天，由于缺乏本體詮釋學的洞察，一些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在將儒家經典和其他古典文獻轉譯為現代文本時，不能領悟到其中的真實含義和哲學意義，因此不能把握其當代意義，從而走向了誤解、誤讀或解構。而在現代社會里，雖然我們允許這種誤解誤讀的發生，但同時我們也必須使正確的理解有同等的話語權，讓兩者進行對話，以確保改進理解、增進視野的共享與融合。
這次文章的內容是在訪談的基礎上，由成中英先生參考其相關文章撰寫而成。是為國學討論系列之七。
1、何為儒家精神？
五四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期望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此也希望摒棄導致近代以來使中國蒙受恥辱的文化傳統。儒學由此被指責為國家發展的主要障礙。由于來不及冷靜地反思和分析中國落后的真正原因，儒學成為了代罪的羔羊。
儒學作為一個體系是否難辭其咎，需要對儒學的意義進行探尋，認識到儒學是怎樣被無知的利用的，又是如何實事求是地投入實踐的。不難看出，儒學并不是一種僵化的體系，其功能是提供一種道德的指導，發展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判斷能力及處理問題的策略，也是一種與他人相處并關愛他人的態度與價值觀念。這種態度與價值觀念會妨礙人們追求知識和科學嗎？作為一種哲學，儒學非常嚴肅地對待知識和學習，儒家的修身觀認為，知識和學習對于發展一個人的美德和誠實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儒學被定義為思想封閉、落后、愚昧、頑固守舊，將很難看到儒家文本中真正講了些什么樣的思想。事實是，當這種定義被確定時，儒家哲學系統的核心價值就失去了。而更進一步的看法是，中國人在上個世紀丟失了儒家精神，由此致使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機可乘，對中國進行了軍事侵略和其他方面的侵犯。這正意味著，失去儒家精神的中國統治者變得弱小了，因此給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機會。
那么，什么是儒家精神呢？我想根據儒學發展的五個階段來對它進行描述，并指出，當儒家精神已經獲得了一些發展之時，往往卻因歷史現實原因或多或少地喪失了。
儒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儒學經典的形成：孔子的言論指出作為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愛與關懷的能力。“仁”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將人定義為人，也使我們能夠在人類世界里不斷超越、更新自我。孔子視“仁”為所有道德德性的源頭，因此，“仁”能夠被視為最基本的道德意識。孔子關于人的最重要的箴言是，在我們的心中培養“仁”或道德意識，將之作為對他人的愛與關懷。正是在以“仁”為目標的不斷的自我修養，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德性的發展中，臻于自我的道德完善。
對于孔子來說，“仁”也是政治統治的基礎。政治統治的成敗在于統治者是否悟到仁政為民的道理。在“仁”的原則和視野下，孟子開始談及道德情操的來源——人性，它為發展“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德性奠定了基礎。這種對人性中道德情操來源的洞察為儒家倫理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這可以追溯至<中庸>。
關于道德實踐，孟子強調“義”或正義在具體情境中體現的重要性。對他來說，正義既是特殊的也是一般的。這要求我們將“仁”擴展到所有的事物上，當然也包括一切生物上面，這樣我們才能在對待這些事物的態度與行為中真正體現“義”。“仁”是一個大的構架，“義”是一種道德行動，是為“禮”和"智"的發展而奠基的。這種道德實踐的結果就是誠實與信賴，它體現在一個整體化的社會結構與關系網絡中。在這個社會里，互相關愛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規劃及道德規范教育。通過實踐善與道德的方式來實現仁政的宏偉構想，是古典儒學的核心思想。
但是，為了能夠使整個理念有效可行，需要采取適當的措施與制度來控制那些由自然欲望和文明習性引發的不仁不義不智行為。荀子從對他的時代的觀察中認識到，必須在集體社會實踐的規劃中貫徹這一理念，并提倡一種學習和修身的開放過程，以便有目的地消除人的自然欲望的極端化，并在履行社會和諧的行為——禮——上達到一種平衡。荀子的觀點導向法家的政治集權主義，但我認為這并非荀子的本意。因為荀子的重點還是在文明教化與理性學習，與孔子啟迪個人的心性的想法相一致的。
荀子的學說部分的體現在<禮記>中，尤其是在<大學>的一些章節里有很好的體現。我并沒有從孟子和荀子的學說中看到任何不相容的理論，相反，我認為荀子的立場是基于歷史經驗和哲學思考，對孟子立場的一種建設性補充與適應性發展。從本體論上講，孟子完成了孔子所未完成的，發展了本體倫理學的基本觀念。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公元前3世紀中期，中國需要一種更實用、更具法制性的政治綱領，誠如荀子所提出的，要在開放式學習和精英式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一種道德禮治社會和有效功能政府。
從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學說中，我們看到儒家倫理的主體是一個本體倫理、實踐倫理和制度倫理，前兩者是要求于個體的發展，而后者則要求在一種受倫理教化、重視倫理道德的政治權力下發展社群和社會。
儒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兩漢時期，可以說是結合道法思想的本體倫理學與宇宙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它的哲學意義與時代意義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卻又不自覺的引入了形式主義和數象命理學，由此束縛了而非解放了人的思想。因此也就失去了原始儒學在古典時期的視野，并導致了對發展新道教和中國佛學的需求。
在儒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中，宋明理學中本體宇宙哲學和本體倫理學系統繼續演進。這個發展足以表明，儒家可以在本體倫理的系統性和分析性思想上做出巨大貢獻，它還為儒家的"擇善固執"提供了基于個人內心經驗與體驗的有力明證。它強調自我反思，因此在一種需要與道教和佛教競爭的新語境里，鞏固了儒家的道德心理學、道德社會觀和道德政治哲學。當前從歷史觀點或中國哲學史觀點論述宋明理學的著作愈來愈多，但可能還需要從人的自我與集體意識發展與整合上來評估宋明儒學的成就，包含它的得失與價值。
宋明理學的缺點是，缺乏實踐活動及對重大問題參與的動力，我們可以從北宋王安石推行變法措施及南宋朱熹學術內斂姿態上看到這種不足。當然，我們也可以舉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者王陽明為例，說明一個儒者如何能夠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實踐他的為己以為人的理念，然而，他的思想卻引發了更為行而上的自我反思和更為個體化的實踐。在這種內化的自由中，晚明不少為官的"陽明后學"對社會政治的關注與關懷，最終還是陷入了皇權官僚架構的約束之中。
第四階段，明清之際的儒學又十分活躍地回到了文化生命、歷史與道德目的的探討方面，并對知識與經驗產生濃厚的興趣。不幸的是，這種活力在清初的政治壓力中又失去了。儒家哲學家和學者又沉湎于科舉考試，顧不上去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無暇進行孔子、孟子和荀子的那種文化與道德教化了。當然，當時也沒有進行改革活動的成熟條件，因為皇權高度集中，而儒學也不是一種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有組織的宗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古典時期相比，儒學原始仁義精神以及宋儒理學道義精神開始流失，這種精神的失落，可能需要一段漫長時間的蘊穰才能恢復。而不幸的是，中國在其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命運衰落，而沒有機會去反思儒學發展的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