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學以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魏了翁等為代表，分屬理本論、心本論、性本論等各個流派。各派思想或有差異，但均以維護義理和重義輕利、存理去欲(私欲)為學術宗旨和思想特征。其最終目的都是把以“理”為代表的儒家倫理發揚光大，并將其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維護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的長治久安提供理論根據。南宋功利學以陳亮、葉適、陳傅良等為代表。此派重視客觀事物，在價值觀上注重功利和事功修為，強調義利同一，道義通過功利和事功表現出來，反對脫離實事實功和客觀物質利益而講道義心性，并提倡實學和經制學，以經世致用。其重視功利和事功效果的功利之學與朱熹等重視道義心性和內在動機的重義輕利思想形成對照，引起了雙方的一些爭論。
南宋理學和功利之學的相互批評，反映了雙方在價值觀和宇宙觀上的思想差異。雙方又同屬講義理的宋學，又相互影響和彼此融通。北宋興起的理學到了南宋，又有了新的發展，蔚然形成一代學術思潮，包括功利之學在內的其他學派不可能不受到理學思潮的影響，所以雙方亦具有一定的趨同性。同時理學在與功利學的交流中，也受到功利學的影響。功利學和理學之間的互動，促進了整個中國文化的大發展，也使得在相互交往中，理學和功利學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本文就南宋時期理學與功利學的異同關系等問題作一探討，以就正于方家。
理學與功利學之異
南宋理學與功利學的思想差異主要表現在宇宙觀(與心性論相關)、義利觀等方面，并通過雙方的相互批評表現出來，由此可見各自思想的特色。
1.宇宙觀的不同
理學代表人物朱熹以理為宇宙的根源和萬物存在的依據：“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①朱熹認為宇宙之間只此一理，理是永恒存在的宇宙本體，就算萬物消盡，理仍舊存在。“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②由此可見宇宙的根本便是理。理主宰天、地、人、物，是超時空的形上本體，是永恒的存在。“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③天地有始有終，而理無始無終。在萬事萬物產生之前，此理就以萬事萬物的根本依據存在。心學家陸九淵在宇宙觀上以心為本，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④的思想，認為“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強調心即理。張栻以性為宇宙本體，他把性作為宇宙萬有的根源。“天命之謂性，萬有根焉。”⑤把性與天命聯系起來。張栻認為，宇宙萬有都根源于性，性超越形體之上，是有形萬物產生的根據。“有是性則具是形以生。”⑥認為有了性才產生事物的形體及事物本身。呂祖謙提出“心即天”的心本論思想：“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得舍此而他求。”⑦以心為萬物之本原，“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⑧強調心為萬事萬物之本，天地萬物不能離開心而存在。魏了翁也以心為宇宙本體：“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⑨認為心就是太極，天地萬物均由心產生，而不在心之外。
功利學者陳亮在宇宙觀上則以物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⑩的思想，以物為宇宙間真實的客觀存在，以此與心學、理學劃清了界限。葉適在哲學上，以物為宇宙的本原，認為道作為事物的規律存在于事物之中，理和道一樣，都歸屬于物，與物不相分離。以此與程朱的理本論哲學相區別。強調思想理論必須符合天下實事，檢驗義理的根據是客觀事物，“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謬”(11)。葉適崇尚物質，從性不遺物的觀點出發，主張把性命道德與客觀事物結合起來。他說：“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遺物而獨立者也。”(12)這是對超然物外的性本論思想的批評。葉適指出，自孟子以來，尤其是后世理學心性論以心性為宗主，只內不外，其弊不可勝言。“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后學者盡廢古人人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13)認為以心性為宗主的結果造成了性與客觀事物相互脫離，也就違背了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的“內外交相成之道”。并指出：“近世以心通性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為德之病矣，當更熟論。”(14)認為理學心性論提倡心通性達，把學者的注意力引向內心世界和心性修養，而對社會生活中的見聞則不予重視。葉適認為這種脫離社會實踐的道德修養乃是“為德之病”。從陳亮的“盈宇宙者無非物”和葉適的“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遺物而獨立者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功利學者與理學家在宇宙論和心性論上確實存在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