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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認知中，“大一統”往往是政治權力集中的代名詞。然而，回顧此理論的源頭——《春秋》學，我們可以發現，“大一統”的背后乃是“公天下”的精神。“大一統”出自隱公元年《春秋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它是對《春秋》“五始”中“王正月”的解釋。其中，“正月”指的是歷法中的一年之首月，人們使用王者制定的歷法，代表了天下人對天子政教的服膺，是故“王正月”象征著“大一統”政教格局的開端。在漢代《春秋》學中，王者之正月覆蓋天下，并不具有不言而喻的正當性，它以“三統說”為前提。在此學說中，歷時狀態下的三代王者各有一種“正月”，共時狀態下的天下之中又同時存在著三種“正月”，故有“三統”。因此，時王之統乃為彰顯天下中的一統，故為“大一統”。辨析“王正月”成立的邏輯，我們既可以明確古人理解“大一統”的本意，又可發掘其背后的“公天下”精神。

“三正”之月與“王正月”的確立

在《春秋》學中，“王正月”意謂從“三正”之月中選取一月作為時王歷法之首月。董仲舒是西漢《春秋》學之翹楚，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詳細闡述了“三正”之月的形成。所謂“三正”之月，指的是夏歷正月、十二月、十一月。正月之時，日月合朔于營室之宿，北斗星斗柄指向寅位，萬物“萌達”，其色為黑；十二月之時，日月合朔于虛宿，北斗星斗柄指向丑位，萬物“始芽”，其色為白；十一月之時，日月合朔于牽牛之宿，北斗星斗柄指向子位，萬物“始動”，其色為赤。三者與自然時間相反，分別是連續三個朝代歷法的正月，故為“三正”。

于是，依據每月物象之色，每個朝代依次為“正黑統”“正白統”“正赤統”。不僅是正月，每一統之朝代，亦有相應的禮器制度以彰顯其統：“正黑統”之朝，其朝服、衣冠、樂器、車馬、旌旗、犧牲皆為黑色；“正白統”之朝，以上器物皆為白色；“正赤統”之朝，以上器物皆為紅色。每一統的器物顏色皆要與其統之色符合，如此一來，每一朝代居于何統則顯而易見。

王者將本朝之統的顏色布滿各種器物，并不是向世人夸耀自己的統治，而是向上天告知自己的統治已經開始：“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遠追祖禰，然后布天下。”王者之統色法物象之色，物色之變皆源于天道的運轉，故王者之統亦來源于天命。因此，新王在郊祀時以己之統色回稟上天，表明其統治的正當性正是天道。而在例行的禮樂活動中，所有物件也都與正統之色相合，以合天命。因此，新王受命之后要改易正月與服色，這便稱為“改正朔，易服色”。

每一個朝代的統治都要經歷“改正朔，易服色”的過程，方可宣告新政權的正式開始。因此，“王正月”僅指時王之正月，其后若有新王受命，便會出現新的“王正月”。換言之，沒有哪個朝代能夠始終葆有天命，壟斷歷史。王朝德運式微，新的正統必將產生，這體現了“王正月”在時間秩序中的公共性。

“存二王之后”與“公天下”

除了時間上“王正月”的遞禪，天子亦應通過“存二王之后”的方式，將前二代王者之統，保留在天下之中。董仲舒以為，經典中的王者皆會“存二王之后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將前二代王者的后人封以最高的公爵及最廣的方百里之地，并任其按本朝之統的物色行使禮樂。例如，商湯受命為“正白統”，“親夏故虞”，將舜、禹的后人封于大國；周文王受命為“正赤統”，“親殷故夏”，將禹、湯的后人封于大國。《春秋》亦是一代，其受命為“正黑統”，“親周故殷”，將湯、周文王的后人封于大國。在《春秋》的大國中，只有“王者之后”可稱為“公”，同于天子三公，可謂諸侯中最尊之爵。東漢鄭玄在《駁五經異義》中言之甚明：“言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二王之后是時王之客，與天子共存在大地之上，甚至可以行使天子之禮。此即《春秋》學中的“通三統”之說。《禮記·禮運》亦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國皆可郊祀始祖，異于其他諸侯。

“通三統”保證三代王者之統皆存于天下，故漢人多強調此學說背后的公共價值，如西漢劉向說：“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三統”并見體現了天命的公共性，“二王之后”的存在使得天下人皆知天命不專于一家。對此，谷永又說：“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谷永之言直接將“三統”之法等同為“公天下”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天命不私于一姓，即在“家天下”的時代中，諸如“三統”之法的內核依然是“公天下”的精神。這也說明“家天下”與“公天下”并不是完全相悖的概念，“家天下”提供了展開政教的基本框架，“公天下”則是其背后的基本價值。因此，王者若無道，無法承擔“公天下”的使命，亦應被天命黜退。漢昭帝時，眭弘便引董仲舒“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言，諫言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正是要求天子遵循天命，禪讓帝位，并自居“二王之后”的爵位。

此外，除了以方百里之公爵保存前二代王者后人外，天子還要將“二王后”前五代的王者黜退為“帝”，如商湯要“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周人“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帝之后人的存續與“二王后”不同：“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五帝以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木、火、土、金、水），如商湯時神農為赤帝、帝堯為末；周文王時軒轅為黃帝、帝舜為末。漢人多以帝之德同于天而高于王，為何在封國時，德卑之王為大國，德尊之帝反而是小國呢？對此，董仲舒解釋說：“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在自然的歷史時間中，帝比王更為久遠，帝者之跡也少于王者之跡，故二者有遠近、親疏之別。所以五帝邈遠，其后只為小國，奉祀其祖，不可以也不可能“服其服，行其禮樂”，與“二王之后”有著顯著區別。如此一來，類似“通三統”，天子封五帝之后亦稱作“昭五端”。

五帝之后雖為小國，但也加強了天子政教的公共性。所以，董仲舒說：“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子即位，必依“昭五端，通三統”之法分封帝王之后，天下諸侯才會服膺時王政教，接受“王正月”。因此，夏、商、周三代王者國都不同，但受到天下人的景仰，其地皆可稱“中國”。董仲舒又言，“三統五端”是天子“統天下，朝諸侯”的“端要”。這便說明，王者只有妥善安排前代王者的后人，才可以達成“大一統”的政教格局。

“王正月”背后的公共性

總結而言，《春秋》“王正月”的邏輯，在時空秩序的層面上體現了“大一統”的公共性。在時間層面上，“三正”之月的遞禪，揭示了天命的不斷變化。王者需要確立其自身的統系，彰顯一統以呈現本朝的天命。在空間層面上，同一片時空中存在三個王者之統。一旦時王之統遭到人們的質疑，二王后的存在就會形成一種威脅。王者若修德，挽救民心，便可重獲天命認可；若失德無道，時王亦會成為二王之后。二者互為表里。因此，“王正月”的書法貫穿古代，凸顯天命“唯德是親”的公共性；“大一統”也塑造了古代王朝存在的基本形態，在歷史中影響深遠。

《春秋》“為漢制法”，漢代官方也曾更改歷法、服色，尋找王者之后、并予以爵位土地。然而，西晉之后不再“改正朔”。歷史中的“王者之后”，其規模遠非《春秋》規定及董仲舒解釋的“存二王后”之法可比擬。后世王朝雖大多承襲了漢代的政治習慣，但“三統五端”難以在現實中成為“化四方之本”的法則。不過，溯及源頭，漢代《春秋》學的“大一統”仍部分塑造了古代王朝政教的公共性，在歷史中影響深遠，在古典思想中閃爍著光輝。

（作者：郜喆，系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