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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特征，是注重“大一統”。“大一統”一詞的來源，是五經中的《春秋》。《春秋》經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以“大一統”解釋“王正月”，這是“大一統”概念最早的出處。“大一統”政治的施行主體是王者，具體內容是包括正月在內的一系列禮樂制度，其施行范圍則是“天下”。

因此，何休在《公羊解詁》中強調，所謂“大一統”，即“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中，從公侯到庶民的所有人，從山川到昆蟲、草木的所有物，都遵奉王者的政教。《公羊傳·成公十五年》也將“大一統”政治的目標表述為“王者欲一乎天下”。可見，“大一統”政治依托天下這個空間展開，天下是理解“大一統”政治的空間維度。

作為有限政治空間的天下

天下最基本的含義，是指天之下的一片土地，是一個空間概念。在經學的理解中，天下被看作是一個有限的政治空間。之所以說天下是有限的，是因為它不能被等同為無遠弗屆的大地。根據《爾雅·釋地》的記載，大地自內而外依次由九州、四海、四荒、四極所構成。而經學對天下范圍的認識，只包含九州和四海，不包含四荒和四極。另外，之所以說天下是一個政治空間，是因為天下被看作是王者所擁有和治理的區域。正如《詩經·小雅·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即是“王土”。凡是王者所無法治理、無法影響的區域，均不在天下的范圍之內。

在構成天下的九州和四海之中，九州位處大地的中央，也被稱為“中國”，這里是王者的政治所必須覆蓋的區域，也是天下的核心區域所在。九州以外的四海是蠻夷狄戎的居住之地，由于地域偏遠，王者的政治不能完全覆蓋這些區域，只能對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和感化作用。因此，四海被視為天下的邊緣地帶。

從空間構成來看，天下不同部分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首先源自九州和四海在自然環境上的區別。九州位居大地的中央，此處氣候適中，既不太炎熱，也不太寒冷，故土地能夠生長萬物。在這種自然環境下，適宜開展農業生產，人們可以過上一種安穩的定居生活。與之相對，四海之地偏遠荒僻，氣候環境惡劣，要么過于寒冷，要么過于炎熱，均不適宜農作物的生長。在這些地方居住的人們無法進行農業生產，只能按照氣候變化進行游牧和遷徙，其生活方式與九州中國之民相比大相徑庭。

九州和四海在自然環境上的巨大差異，進一步地造成了中國之民與蠻夷狄戎在風俗習慣上的根本不同。根據《禮記·王制》的描述，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在穿著和外觀上，中國之民皆束發成冠，身穿棉麻絲綢等布料編織而成的衣服，蠻夷狄戎則披頭散發文身，身穿羽毛或獸皮制成的衣服；在飲食習慣上，中國之民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煮熟食用，蠻夷狄戎則不吃糧食或不吃熟食；在人倫規范上，中國之民講究尊卑等級和男女之別，蠻夷狄戎則不注重尊卑之異和男女之防。

王者“大一統”政治在天下的展開，所需要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民眾風俗，而民眾的風俗又是特殊自然環境所形塑的。由九州的自然環境所塑造的風俗，天然地與王者所要推行的禮義教化更為契合。因此，王者可以比較順暢地使中國之民“移風易俗”，實現“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局面。而由四海的自然環境所塑造的風俗，則與王者所要推行的禮義教化差距甚大，王者既然無力從根本上改變四海的自然環境，也就無法通過政教來徹底改造夷狄的生活方式，只能以道德感化的方式吸引夷狄自動前來歸附。所以，天下作為一個有限的政治空間，其空間的有限性源自王者政治可實施范圍的有限性。

“大一統”政治與天下秩序

王者的“大一統”政治既然依托天下這個空間展開，其最終實現，也就體現為一套天下秩序。僅就“大一統”的字面意義而言，似乎是在強調，王者應該通過布政施教，逐步消除天下空間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最終構建起一套一元化的天下秩序。但實際上，天下空間的內部差異性是自然形成的，無法通過人為的政教徹底消除。所以，“大一統”政治所建立的天下秩序并不是一元化的。

“大一統”政治固然要求天下都遵奉一位王者的號令，但卻并不強求天下都以同樣的方式或同等的程度接受這位王者的統治。舉例來說，王者對王畿實行直接管治，所確立起的是一種純粹的君臣關系；對于王畿以外的諸夏之地，王者則是通過分封諸侯來進行間接管治。由于諸侯也有自己的臣屬，同樣具有“君”的身份，所以王者和諸侯之間是一種不純粹的君臣關系；而對于四海的蠻夷狄戎，經學的立場則是，王者應該將之視為客人而非臣屬，以更疏遠的賓主關系而非君臣關系來對待夷狄。

這也就意味著，即便同樣是遵奉一位王者的號令，在天下之中，不同的人卻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遵奉方式。例如，諸侯遵奉王者號令的方式是，每月于宗廟行告朔之禮，每五年前往京師一次朝見天子述職。相比之下，夷狄如果要遵奉王者的號令，只需一世前來朝貢一次即可。所以，“大一統”政治所達成的天下秩序，是何休所說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這個“一”不是消除所有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的整齊劃一，而是以保留遠近大小等自然差異為前提的“若一”，是一種“多元”而“一體”的格局。

在經典中，對這樣一種天下秩序，主要通過畿服制度來表示。畿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王者所在的以王畿為中心，將天下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天下的核心是王畿，王畿是王者的居所，也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以王畿為核心，自內而外地推擴，越是接近王畿的部分，受到王者的政治影響就越深，也就越文明；越是遠離王畿的部分，受到王者政教的影響就越少，也就越野蠻。

畿服制度最典型的表述是《尚書·禹貢》中的“五服”。《禹貢》將天下自內而外分地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個層次。根據胡渭《禹貢錐指》的解釋，甸服即王畿，對應于九州之中地處天下中央的冀州。侯服和綏服相當于九州中除冀州以外的八州之地，此處的文明程度低于王畿但高于四海。至于要服和荒服，則是蠻夷狄戎所居住的四海，受王者的禮義教化影響最少，也最野蠻。

除《禹貢》外，畿服制度的另外兩種記載分別是《禮記·王制》所劃分的甸、采、流“三服”，以及《周禮》所劃分的王畿和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前者可視為對五服劃分的簡化，后者則可看作是對五服劃分的細化。經典中的三種畿服制度雖然有簡繁之別，其內在原理卻是一致的：通過將天下空間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強調王者的“大一統”政治所構建起來的天下秩序在具備一體性的前提下，同時也具有差異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總的來說，天下概念為我們從空間維度理解“大一統”政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視角。如果說“大一統”本身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特征，那么天下空間的有限性就意味著，王者的“大一統”政治并不是一種無限擴張的政治形態，而是有著清晰的邊界感，正是這一點造就了中國文明的“和平性”特征；另外，天下秩序的差異性則說明，“大一統”政治雖然強調統一的重要性，但卻不是偏狹和排他的，而這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特征的重要體現。

（作者：高雋，系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