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九：跟《論語》學說話
2025-09-24 15:22:20 作者：鄭小九
《論語》是“說”出來的，孔子和弟子的“語錄”是其主要內容。孔子最顯著的名分是“老師”，話不僅要說，而且得多說，“誨人不倦”（《論語·述而》）是他的常態，“予欲無言”（《論語·陽貨》）純屬偶然。“說話”在《論語》中被稱作“言語”，“言語”一科在孔門中地位很高，師徒的“言語”水準也很高，跟著圣賢、君子學說話，是傳承《論語》的一種不可忽略的方式。
一、“言語”的價值
在孔子看來，語言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天地雖然無言，但并不妨礙四時的更替、百物的生長。與自然界不同，社會生活離不開語言，人如果不說話，就無法進行正常的溝通、交往，就難以體現人之為人的社會本質。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意思是鳥獸跟人不是一群的，人跟人才是一群的；一個人既然處在人群之中，就不能閉口不言，也不能“言之無物”“言之無文”。“知言”是“知人”的直接途徑。孔子認為，君子要善于“知人”（《論語·顏淵》），“知人”就是主動地理解人、準確地識別人，這一智慧既是德行也是能力。要想“知人”，必須“知言”，“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子貢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論語·子張》），即一句話說出口，就可以判別他的有知或無知。由“知言”來“知人”的例證很多，如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凡是花言巧語的人，大都不是什么好人。孔子在談到避免交什么樣的朋友時，勸人要觀察對方的說話方式，不要“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論語·季氏》），即不要與諂媚奉承的人、當面恭維而背地毀謗的人、夸夸其談的人交朋友。
“言語”的政治功能非同小可。“言語”恰當與否關乎治國理政的成效，不可不察。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孔子把“正名”視為治國理政中首先要做好的大事，只有把名分搞對了，由此說出的話才合情合理，照此制定出的禮樂、刑罰等規矩才能得到民眾的遵守。當然，“言語”的政治功能不能無限夸大。孔子不認可“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這樣的觀點過于簡單、偏狹、夸張。合適的說法是，國君聽從了正確的話，會促進國家興盛；聽信了不正確的話，則會阻礙國家發展。（參見《論語·子路》）
正因為“言語”在社會交往、知人識人、治國理政中不可或缺，孔子把“言語”作為孔門全方位素質教育的一項主要內容。孔門有“四科”，其中之一是“言語”，且排在第二；“德行”在第一，強調以德為基；“政事”在第三，關乎“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文學”在第四，講的是文獻功夫。許多弟子遵從孔子“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的教導，把自己培養為全面發展的“成人”“全人”。以言語科高徒子貢為例，他口才出眾、智慧超群，既能仕途順利，還是商業奇才，他的口才極大地助力了他的政事和商事。
二、“言語”的規矩
言語表達要符合儒家的倫理主張，符合仁義、忠信、恭敬、謙遜、謹慎等道德規范，言說者要心懷善意，“樂道人之善”（《論語·季氏》），“惡稱人之惡”（《論語·陽貨》），反對“言不及義”（《論語·衛靈公》）、“言不忠信”（《論語·衛靈公》）、“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等。
說話的最高道德要求是“言忠信”（《論語·衛靈公》）。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論語·季氏》），其中之一是“言思忠”（《論語·季氏》），子夏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言忠信”有個基本前提，即說話的人必須忠實可信，孔子說自己就是一個忠信之人，交友也要選擇有忠信品質的人。靠著“言忠信，行篤敬”（《論語·衛靈公》），一個人即使是在偏遠之地，也能暢行無阻；否則，即便是在本鄉本土，也寸步難行。要踐行“言忠信”，就不要“道聽而涂說”（《論語·陽貨》），“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因為那些東西大都靠不住、不可信。
“言忠信”的最高體現是言行一致。有子說“言可復”（《論語·學而》），是說承諾過的要兌現在行動上。一次，子路在談及自己的志向時，對自己的政治才能過于自信，直言只需給他三年時間，就能夠讓一個深處危難之中的國家擺脫內憂外患。孔子覺得子路是在吹牛、不夠謙讓，聽后只是微微笑了笑。認為最好是先做后說，“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這樣就不至于因“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或“躬之不逮”（《論語·里仁》）而感到羞愧。同時，孔子特別提醒要警惕那種“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的小人，這種人看似言而有信，其實是不管所言對錯、不顧實際代價，固執地將自己說過的話在行動上貫徹到底。
一個忠信之人通常也是說話謹慎的，講話不能隨心所欲、信口開河，必須鄭重其事、認真嚴謹。“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為什么要慎言？因為話一旦出口，就如開弓放箭，難以收回。子貢的比喻是“駟不及舌”（《論語·顏淵》），“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是這個意思。慎言的目的是少說錯話。子張請教求取官職的方法時，孔子給出的建議之一是“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論語·為政》），即聽人說話時，有疑處加以保留，沒有疑問的部分才謹慎地說出，這樣就會減少錯誤。
“慎于言”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訥于言”（《論語·里仁》）。對于一個君子而言，有口才是必須的，不顯擺自己的口才也是必須的。孔子“惡夫佞者”（《論語·先進》），即非常討厭能言善辯、強嘴利舌的人，以表示自己“非敢為佞也”（《論語·憲問》）。當有人評價弟子冉雍缺乏口才時，孔子反問“焉用佞？”（《論語·公冶長》）孔子認為，一個人仗著自己的口才跟人家辯論，結果總會招致忌恨。言語木訥一些、遲鈍一些，表現得好像沒有口才，這才是一個仁者該有的樣子。有一次司馬牛問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論語·顏淵》）孔子的解釋是，“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論語·顏淵》）即事情做起來非常不易，說起來會有那么流暢嗎？
三、“言語”的情境
孔門的言語規矩不是死板的教條，人們可在一般原則的指導下，根據說話的具體情境來決定說不說、說什么、如何說。說話的情境因素主要有時間、場合、對象、情緒等，在不同的時間、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心境之下，該用什么樣的方式講話，需要具體分析、綜合考慮。
說話要考慮時間因素，在合適的時間說合適的話。公明賈這樣評價衛國大夫公叔文子的講話風格：“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論語·憲問》）。公叔文子在該說話的時候就說，不該說話的時候就不說，這樣就不招人厭惡。關于如何具體把握說話的時機，孔子說：“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陪君子說話容易犯三種過失：沒有輪到他說話，卻急著說，這叫急躁；該他說話了，卻不說，這叫隱瞞；不看君子的臉色便貿然開口，這叫盲目。
說話要考慮場合，在不同的地點、空間、環境，說話方式也應不同。其一，在日常寢食的小空間，要做到“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鄉黨》）。其二，孔子在鄉里與朝堂的講話風格迥異。孔子在本鄉說話顯得很木訥，“似不能言者”（《論語·鄉黨》），因為在同鄉人面前要謙虛一些，沒有必要顯擺口才；而在宗廟、朝堂的說話則簡明流暢，因為宗廟是祭祀的地方，朝堂是商議國家政事的地方，說話必須嚴肅、準確、明白。其三，國家的整體政治生態是最大的“場”，在有道之邦，君子講話可以直一些，因為這里寬容度高、危險度低；在無道之邦，講話則要謙遜，因為這里寬容度低、危險度高。
各色人等千差萬別，跟人說話必須考慮對象差異。一是要區分值得談話的人與不值得談話的人。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碰到值得對話的，卻不說話，這是錯失機會；遇到不值得對話的，卻同他說話，這是浪費口舌。二是要考慮談話對象的層次高低。人的知識、智商、境界等有較大差異，面對不同層次的對象，就要用相應層次的語言來對話，用對方可以聽懂的語言來說話，“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在官場說話，要考慮官員的不同等級：上朝時，君主到來前，孔子與下大夫說話，非常溫和快樂；與上大夫說話，則是正直恭敬的姿態。三是對特殊人群說話，要用特別的方式。盲人樂官師冕來見孔子，到了階沿、坐席的地方，孔子都會適時告知；進入屋子后，孔子一一介紹在場的每一個人，說“某在斯，某在斯”（《論語·衛靈公》）：這體現出孔子對盲人樂師的細致關心與尊重。
人的情緒是情境的特殊要素，不同的情緒、心境構成不同的情感氛圍，不同情緒下的說話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子夏在談君子形象時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這一表述與“溫而厲”（《論語·述而》）的孔子形象非常一致。孔子的話很多是在平和的情緒下說的，不少是在快樂的情緒下說的，有少數的話是在生氣時說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孔子說話并不總是“孫以出之”（《論語·衛靈公》），不總是謙遜儒雅、和風細雨，他生氣時講出的話是非常不客氣的。他曾非常嚴厲地斥責大白天睡懶覺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論語·公冶長》），當眾宣布為貴族聚斂財富的冉有“非吾徒也”（《論語·先進》），批評不理解孔門培養目標、想學種糧種菜的樊遲“小人哉”（《論語·子路》），責備不理解“正名”意義、反倒說老師迂腐的子路“野哉，由也”（《論語·子路》）。孔子嚴厲說話的對象還有當時的權貴階層，如魯國執政季康子向他咨詢盜賊的治理之策時，孔子把批評的矛頭直指季康子本人及其代表的貴族集團，直言不諱：“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直言盜竊成風的根源在于統治者的貪欲，在于社會財富占有上的巨大不平等。
四、“言語”的藝術
人這張嘴有兩大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說話。《中庸》里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同樣，人人都說話，但少有人能夠把話說好。怎樣才算把話說好呢？按照孔門的標準，既要把話說得簡潔、明白，還要把話說得有意味、有感染力。
說話最基本的要求是“辭達”。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即言辭能夠達意就可以了。“達”的本義是到達、抵達，可以引申為懂得、理解。說者口中說出了話，“抵達”聽者的耳朵和心里，聽者會意地點頭或說“明白了”，這就是有效的對話溝通。為了做到“辭達”，需要考慮話語的“多”和“少”，《儀禮·聘禮》中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話太多了往往說不到要害，話太少了則說不明白。還要考慮“雅言”和“方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孔子講話時，為了讓人聽明白，經常會使用“雅言”，即當時各國通用的語言，相當于今天國家推廣的普通話。
“辭達”之上的要求是“辭修”。“德之不修”（《論語·述而》）是要不得的，“辭”之不修也是不行的。官方的書面語言需要“修飾”“潤色”（《論語·憲問》），日常的口頭語言同樣需要。為了把話說得更明白，讓言語生發光彩、能打動人感染人，就需要對言語加以適當的修飾。為了避免給人留下粗鄙的印象，曾子強調，說話時要多考慮言辭和聲調，即“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
孔子和弟子們在說話時，很善于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孔子對比喻的運用非常頻繁、嫻熟、精妙：他把自己比為待價而沽的“美玉”（《論語·子罕》），表示不能做“系而不食”的“匏瓜”（《論語·陽貨》）；把子貢比作“瑚璉”（《論語·公冶長》）之器；把由不正當途徑得到的富貴比作天上之“浮云”（《論語·述而》）；用“松柏”（《論語·子罕》）比喻君子的堅貞品質；把君子對小人在作風上的影響比為“德風”與“德草”（《論語·顏淵》）的關聯。子貢的口才在孔門中出類拔萃，他在對話中經常運用比喻、夸張、對比等修辭手法。甚至在描述一件事情時，他會一并運用兩種以上手法，以產生強烈的話語效果。子貢為了勸導君子不要文過飾非，將“君子之過”比作“日月之食”（《論語·子張》），眾人舉目可見；在對比自己與顏回的智商時，子貢夸張地說自己“聞一以知二”、顏回“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長》）。當子貢聽說叔孫武叔在朝堂上說“子貢賢于仲尼”時，他用兩家的墻高表達自己與老師的差距，他說“夫子之墻數仞”，而“賜之墻也及肩”。（參見《論語·子張》）這是比喻和對比的并用。當子貢得知叔孫武叔詆毀孔子時，他明確表示“仲尼不可毀也”，因為孔子是高不可逾的“日月”，其他賢者則是可以逾越的“丘陵”。（參見《論語·子張》）這是比喻、對比、夸張的并用。
為了幫助弟子提升言語的藝術感染力，孔子特別注重學好并用好《詩經》。為了勸人學詩，孔子可謂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其子孔鯉當然是在弟子之列的，孔子勸其子學詩：“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勸弟子們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學詩的更高價值在于運用。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即使是背會了《詩經》，在政事、外交等場合卻不會得體、自如地運用，這就沒有達到學習的目的。孔子在跟弟子的對話中，時常會引用《詩經》里的句子。一次，子夏問孔子：“《詩經》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什么意思？”孔子答“繪事后素”（《論語·八佾》），即先要有白色的底子，才能在上面畫出花朵。子夏由此聯想、領悟到“仁”與“禮”的關系，以“仁”作為底子、根基，“禮”就是錦上添花，反之則是無本之木。
在世的時候，孔子一直在說話，一直“述而不作”；辭世之后，他的言說既刻在了竹簡上，也刻在了一個民族的記憶里，更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孔子永遠活著，永遠在教化世人，從古到今，遍布各地的夫子行教像早已將他的形象定格為“我‘說’故我在”。讓我們走進《論語》，聽夫子玉振金聲，聽眾弟子切磋琢磨，聽孔門弦歌不輟。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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