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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是唐太宗命魏徵等社稷之臣編纂的治世典籍，內容涵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和《晉書》，以及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農、兵家等。該典籍奠定了“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被后世譽為“次經之書”“開創盛世的經典”，其中蘊藏著深刻的治理智慧，強調治國理政既要順應天道，又要順應人情，才能深入人心，取得預期的效果。

治國理政首先強調要順應天道。所謂天道，就是《群書治要·老子》中所強調的：“天之道，利而不害”，這種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學之中體現為強調要以仁心施仁政。古人以禮、樂、政、刑來治國，用禮來約束人過度的欲望行為，用樂引導人達成中和寧靜的心態，通過政治制度激勵人符合禮義道德的行為，設立刑罰懲治違背禮義道德的行為。禮、樂、政、刑四者的順序不能顛倒，特別是把刑罰放在最后，體現了古人以禮樂教化為主、以刑罰處罰為輔的“仁政”思想。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孔子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父子兩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們關進了同一牢房，三個月都沒有判決。后來父親撤訴，孔子就把他們都釋放了，沒有再追究。魯國的大夫季孫聽到這件事很不高興，他問：“司寇，你欺騙了我。我曾經聽您說過，孝是治國的根本。現在殺一個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國的百姓都盡孝，但是您不把他殺掉，反而把他赦免了，為什么？”

孔子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無道，沒有教育、引導百姓走正道、行孝悌，結果百姓犯了罪，就把他們殺掉，這不符合情理。不教導百姓培養起孝心，卻用孝的標準來審判，這是殺害無辜之人。全軍潰敗不可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懲罰百姓。這是因為身居上位者沒有實行道德教化，罪責并不在百姓的身上。法令松弛不嚴謹，卻誅殺甚嚴，這是殘害；橫征暴斂沒有一定時節，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卻苛求他們遵禮守法，這是虐政。如果政治能夠杜絕這三個方面，然后才可用刑。

孔子接著講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驟。首先要為人們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則，讓人們信服。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如果宣講了道德之后還不行，就要尊重賢德之人，勸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講解出來，讓大家都去學習效仿，社會就會安定和諧。所以，古人特別尊重老師、尊重賢德之人。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后才對他們施以刑罰制裁，這樣民眾就都能夠明理知恥而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擱置不用。孔子的這段闡述非常明確，強調首先要教化民眾，如果民眾因為沒有倫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應該給予寬恕。但是寬恕之后，還是一定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民眾知道為人的本分和應盡的職責。

治理國家還強調順應人情。所謂人情，就是孔子所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貴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們為了追求富貴而不擇手段呢？那就是首先要通過教育來加以引導，使人心安理得，然后再通過制度來加以激勵和約束，最后才通過刑罰來懲治。希求榮華富貴是人之常情。如果要想讓人，特別是官員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對之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明理，做到心安理得。

《群書治要·魏志》中記載，王昶是太原郡晉陽縣人，后來升任了兗州刺史，他為哥哥的兒子和自己的兒子取名時，都依照謙虛和誠實的意思，體現出他對兒子和侄子們的期許。他的侄子，一個叫王默，字處靜；一個叫王沈，字處道。他的兒子，一個叫王渾，字玄沖；一個叫王深，字道沖。

王昶告誡他們說，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愛自己的身體，培養良好的品行，并以此來使父母的名聲顯揚。孝敬仁義是各種品行中最重要的品行，也是立身的根本。人們只有講孝敬，家族內部才會安定；講仁義，才能深受鄉親們的尊重。人生值得擔憂的事，是只知進而不知退，只知放縱欲望而不知滿足，所以，才會有遭受困辱的憂患，才會犯下令人悔恨的過錯。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會喪失其所擁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長久的富足。觀察往事的成敗，看清將來的吉兇就會明白，追名逐利、貪得無厭的人，沒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長久享有福祿的。接著，王昶寫道：“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大凡事物發展過快則衰亡也快，緩慢穩定地發展則容易有圓滿的成果。《禮記·大學》中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財富等只是末枝。“財”不僅指財富，還指一個人的聲望、地位等。《群書治要·周易》中說“厚德載物”，一個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載高名、厚祿、顯位而沒有禍患，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諱速成。孔子也曾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凡事愈是求迅速，愈是達不到目標；僅僅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結果反而耽誤大事。《禮記·大學》中的“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也是如此。財富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得的，也必將以不好的方式敗散掉。如果官員追求財富，想一夜暴富，采取了種種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坑蒙拐騙的手段，最后使自己鋃鐺入獄，這就是“欲速則不達”。

《群書治要·尚書》中講到，觀察一個官員是否有發展前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內作色荒”，一個人在內興起迷戀女色之風；“外作禽荒”，在外又興起游獵的風氣；“甘酒嗜音”，喜歡飲酒沒有節制，還迷戀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雕墻”，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墻上還雕繪著圖飾。“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上述情況有一種出現了，就沒有不滅亡的。后面還有夾注，“有一必亡，況兼有乎！”以上所說的這幾種情況有一種出現了，就必定會滅亡，更何況這幾種情況全都出現了呢？

所以，要對官員進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是官員通過學習經典明白長久保持富貴的道理：“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這樣，才能使官員做到凡事節約而不奢侈浪費，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職位、權勢作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從而避免身敗名裂的悲劇。